中国的“诗史”传统
①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以至于凡是在诗歌史上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几乎都被视为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诗歌的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因而其价值不证自明。而我们在阅读诗歌时，也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即使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喜欢在作品中搜索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不同，目光如炬的批评家往往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②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在诗歌阅读中另辟通往历史的蹊径，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恪等人的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
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于“以诗为史”的阅读传统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大量生硬的拼凑，或以纪史功能作为诗歌的主要价值，或将诗歌中的比兴、美刺牵强附会于上层社会中重大、秘密的政治事件，更有甚者，将“诗史”作为一种阅读标准，强加于古人甚至于今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之上，只要诗中出现与时事交涉者，即可誉其为“诗史”。这一阅读方法的滥用非但不能为现有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反而遮蔽了诗歌阐释的丰富的可能性。
④实际上，“诗史”一词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是不可随意运用的。历史上仅有宋末、明末清初两个时代的诗歌作品被当时或后世较多地尊称为“诗史”，这两个时代都存在史官缺席、史料贫乏的问题，而诗歌因为篇幅短小，诗人可随时随地利用诗歌这种形式来记载所思所感，所以，诗歌可用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然而，对宋元以来的绝大多数时代而言，公私的历史记载均十分丰富。相对于整体的历史记载（上至帝王的起居录、实录，下至民间的野史、笔记）而言，片段的、经验性的诗歌中的历史记载实在渺小到可以忽视。或许个别杰出的诗人的触角涉及到历史记载所忽略的地方，但这也是因为创作观念的转变，使得诗人乐意记载和描述某些重大或特殊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同治、光绪以来，诗歌的纪事功能更是在不断地被边缘化。
⑤这么说，自然不是一笔抹杀诗歌的记录功能。诗歌本是诗人面对世界的重要思考结晶，但凡人生所要面对的事情，诗歌自然均有所涉及。记载历史，本是诗歌众多功能中的一项。诗歌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历史的阅读。今日来看，“以诗为史”的阅读，可以让诗歌在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物质史、情感史、性别史、医疗史等众多不同的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上述的阅读必须建立在如下认识之上： 
最后方可曲径通幽，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
（选自张晖《中国的“诗史”传统》有删改）
①充分了解诗歌的体制和美学，掌握语言文字的细微之处
②而非用来简单证明历史的文献材料
③才不至于对诗歌的意义及某些历史信息误判
④充分明白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献
⑤熟悉同一时代诗歌文本的趋同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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