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风华
潘明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段记载，道出了上古江南先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自给自足、随遇而安、没有饥馑之患的江南，培育了先民随性自在的习性，由此奠定了追求“我欲乘风归去”般心灵自由与解放的江南文化风俗与精神性格的基石。
被称为开创了古代诗歌现实主义新风、与《诗经》《楚辞》鼎足而立的乐府民歌，用“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北朝民歌《敕勒歌》）歌咏北国壮丽的风光，而歌到江南，则用“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南朝民歌《西洲曲》）来道尽江南人的闲愁心殇。前者境界开阔明朗豪爽，渗透着“铁肩担道义”的中华政治伦理文化的基因，后者则一唱三叹细腻真挚，映射出超越实用理性的“月明人倚楼”般审美自由的诗性特质。上林繁花的锦绣江南自此蕴育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江南诗性文化。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这是南朝齐诗人谢朓歌咏江南时的开篇之句。此时的江南，芳草萋萋，烟雨迷离，“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时时透着落花依草、娟然自媚的文学之美。然而这是整个民族用剧烈痛苦的冲突震荡换来的。衣冠南渡［注］唤醒了江南沉迷于自给自足与美丽富饶的觉醒意识，开启了从“好勇轻死”的野蛮到“向善尚文”的文明、从“自然趣味”的本能到“精致生动”的自由审美精神的升级程序。《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几代士族阶层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展示“魏晋清谈”风貌和士人风骨，反映出当时的江南已经处处呈现出“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
唐代的气度和宋代的典雅，是现代人追忆往昔时心向往之的。而造就这两者的，离不开逸笔草草、斜晖脉脉的江南。江南，有多少诗人词者白衣胜雪轻吟漫步于此，拨草拾花遍寻诗兴？唐宋的江南笙歌悠扬，月光如水。此时的江南，是多情满溢的笔墨素笺里的江南，是低吟浅唱平仄潜徊里的江南，是从唐诗宋词中款款而来的江南。仕途坎坷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六十七岁时回首青年时漫游江南、旅居苏杭时的情景，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作《忆江南》。彩霞满天、白浪碧波、叠彩风灵、水墨写意的江南，不正是梦里水乡的江南吗？若是抽离唐诗宋词中江南的因子，唐诗宋词就会黯然失色，味同嚼蜡。江南文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把其中的人们化为承载诗性精神的主体，比如那些遗民、流人、山人和学人。一生在政治上屡受排挤倾轧的苏东坡，在“不自由的生存”中来到江南，并成为被江南文化所化之人，在江南获得了生命的蓬勃和宽宏，终于使其从积郁难舒走向了旷达盈实。“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他，实现了运用诗性智慧机能在烦恼人生中开拓出审美一脉，把个体经验中的苦痛与创伤转化为澄澈的生命之流，实现了整个人生的超脱，使一代大家真正擎旗。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烟火人间的江南，用潋滟水光和空蒙山色，用三尺红尘和一方净土，稀释和涤荡着生命中的焦虑悲凉。送走了以金陵为中心的南朝文化、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宋文化后，江南开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文化的第三座高峰的登攀之路。繁花似锦的江南却在此时承载了更多的故国之思和遗民之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在嘉靖三年发出这样的人生沉浮之慨和历史兴衰之感时，他可能不会看透他所尽忠的大明王朝仅在一百二十年后便“都付笑谈中”了。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士大夫的抵抗非常强烈，死节者众多，同时也出现了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一大批笃守“忠节”的遗民，他们组成的文人圈子成为当时最有辐射力的舆论场，使江南成为文化集散地，许多新的观念和想法在这里萌生，向四方传播开去，同时又吸引各地的思想资源流向这里。
中国五千年铁与火的历史告诉我们，苦难能够摧残生命，更能催生热情。若被以审美自由为生命精神最高理想的江南诗性情调长期浸润和滋养过，则面临的苦难越大，激发出的生命热情就越大。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这是新时代的江南。幽静透明和清丽纯洁的江南气质，正蓬勃焕发着蕴含千年哲思的全新生命力。奋勇争先的新时代面貌下，更多的生命个体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平常心，更多生活于斯的文人墨客才能临窗听雪，饱蘸雄浑丰厚的气魄；才能月下看花，挥就秀丽飘逸的风骨，将那些值得为之自豪的岁月遗珍，浓缩成独特的江南风华，构筑成华夏和人类的共同记忆。
在华夏民族的生息区域，江南一直是一片神奇而充满魔力的土地。新时代的江南将更是万里乡愁和人性灵明的现代栖所。
（有删改）
［注］衣冠南渡：西晋末，晋元帝避乱渡江，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大批缙绅、士大夫随之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