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史载武帝好 《公羊》，昭帝传《孝经》《论语》、《尚书》，明帝通《春秋》《尚书》。东汉不少皇帝还亲自讲经，参与诸儒的学术论辩。“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这成为武帝以后汉代政治中较有特色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儒学不断汲取其他学说的成分以充实和完善自己，为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加之汉代通经致仕政策的刺激，于是“专事经学，其风甚笃”。儒学特别注重德治，讲求调适人伦，纯化风俗，其义理易为“匹夫匹妇”所认知和认同，故而狱吏走卒、农夫牧人、幼童白首纷纷诵读儒经，研习章句。当时流传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
——据孔毅《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材料二：
东汉后期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救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据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