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