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不同于动物语言只传递事实信息，人类语言还传递想象。“虚拟”的语言赋予了人类团结的力量和意义世界。至此，人类走到了食物链的顶端，才与动物彻底分开。语言不易留存，而文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因为文字的中介，人类远远甩开了其他动物物种。文字的第二次认知革命之后，知识迭代的加快预示着人类实践范式变革的加快。古希腊推崇“哲学王”与中国儒家“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具有同样的理路，即知识是人类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引用贝尔纳德·曼德维尔的话“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阐明了人类实践史根本上是知识与愿望的矛盾史。
科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第三次认知革命。从此，“知”的领地不断扩大，“不知”的界域不断后退，也在不断扩大。今天，宗教被科学击败表明科学知识在人类生存系统中处于中枢地位，求知目的性与科学精神成为理性的最高原则。随着人类认知速度的加快，自主创造历史的意识增强，未能预见的事就会越少，未能控制的力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就会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基于世界的物质客观性基础上的可知性愈来愈成为哲学根基。
检验人类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自我建构意义的能力。人类对死亡和快乐的降临的不确定性是建构自己意义世界的前提。人类在死亡的确定性（必然性）与不确定性（死亡时间）的自由中构建了活动、创造、情感、遗存和不朽的意义世界。人类生存的意义是在现实与想象、同一和差异、联合与斗争等矛盾中展开的，矛盾的终结亦是意义的终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依据基因对人的寿命进行预测已经成为可能，把传统不可知的“死亡时间”变为可知。谷歌的一项研究报告称，该公司已开发出一种新人工智能算法，可预测人的死亡时间，且准确率高达95%。谷歌的这项研究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更为普遍的是，随着疾病知识的大众化，个体处于过度宣传、过度问诊、过度检测、过度治疗的环境与对疾病的恐惧之中，患病，特别是患不治之症的焦虑伴随人的一生。对疾病和健康预期的“过度知”和“过度是”，即“知”对“不知”的越位，破坏了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人类的认识系统与实践系统具有同构性，实践史亦是认识史。
人工智能时代让我们意识到，历史总是以另一种形式复归，不求知是不可思议的，一味求知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至今为止，人类知识界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两个知识点——宇宙的起源和结局、人类意识的形成与工作机制——一旦被攻克，人类将很快接近知识的边界。
从“不可知”向可知、从“不可是”向可是迈进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纯粹理性”。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对于“纯粹理性”的批判是因为要给人类实践自由留下地盘。而在大数据时代对于“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要给人类留下数据的“真空地带”，给人类留下选择“不可思议”的自由。“认知越多未知越多”将实现历史大反转，未知世界越来越小。知识的终结也是认识论的终结，“不可思议”将会跌入“没有可思”的陷阱。
（摘编自余乃忠《大数据时代的认识论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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