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目前学界比较集中的意见有“魏晋南北朝说”和“南宋说”两种。这个问题很值得认真讨论,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更关乎中国文章学的本体特征、文体范围及理论体系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文章”一词在魏晋以前就大量使用,但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首次在文章学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魏晋以后,人们更是广泛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了。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专论。作为文章学的集大成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共用“文章”一词26处,这是在文章学意义上广泛使用“文章”一词了。
探讨如何写好文章,是文章学的根本要义。魏晋南北朝文论追求文章艺术,辞采要求漂亮。刘勰《文心雕龙》著书的出发点即探究“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即如何写好文章,所以对文章艺术非常重视。刘勰专门设有“丽辞篇”,主张“丽句与深采并流”;又设“章句篇”“练字篇”“附会篇”,专门探讨文章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等方面的技巧问题。可以说,重视文章艺术是魏晋南北朝文坛的普遍风气。
一门学问只有上升到自成体系的理论层面,才标志着这门学问真正成立。在魏晋以前也有不少作品谈及文章,但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不成体系。曹魏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文章学论述。曹丕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第一篇专论,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体大思精”的文章学巨著,其内容包含文章本体论、文章文体论、文章创作论、文章批评论。哪怕以今天的学术体系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也是当之无愧的体系完整严密的文章学理论著作。
一门学问如果只是曾经出现过,随后销声匿迹,只是昙花一现,那这门学问并没有“立”起来。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世文章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文章的兴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章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分不开。理论上,比如唐宋古文运动讲文道关系,从“文以明道”到“文以载道”,再到“作文害道”,这实际是《文心雕龙》“道术之辨”的延续。实践上,说唐代骈体文继承魏晋南北朝,恐怕没有人有异议;而唐代散文也传承了魏晋南北朝的艺术基因。清代袁枚说:“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选》理者,不独杜少陵也。韩、柳两家文字,其浓厚处,俱从此出。”(《随园诗话》卷七)许梿说:“三唐奥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六朝文挈原序》)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唐代文章的成就离不开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的滋养。
总之,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应定在魏晋南北朝,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南宋说”弃魏晋南北朝文章学兴盛不顾,也无法合理全面解释唐宋散文兴盛的原因。南宋时期的确出现过一批文章学论著,但只能说是中国文章学的深化和细化,而不是成立。
(摘编自吴中胜《(文心雕龙)是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