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民国初年，在“实业救国”“科学建国”思潮的推动下，留学美欧的青年学子大多选择学习机械工程、采矿冶炼等专业，走上“科学救国”之路。留美学界先后创立中国科学社（1915）、中国工程学会（1922）等科学学会，创办《科学》期刊，大力倡导科学救国。1915年《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的强大威力，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这一看法，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与此同时，随着欧战的爆发，特别是大战显示的巨大破坏力，也使得部分国人对西方文明、对科学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国内知识界逐渐形成一个质疑科学功用与价值的“反科学”思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所谓“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严复，1918）。对此，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任鸿隽指出，在充分享受科学益处的西方，“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畏缩之兆”。1924年《科学》杂志发表社论指出，“科学之为科学，自有其本身之价值，不因物质文明之有无而增减。……人自无良，何预科学，因噎废食，窃为国人所不取也”。
——摘编自张剑《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