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法典蕴含着重德礼、慎刑罚、遵伦常、讲忠孝、重和谐、求和睦的民族精神。由此，思想家提出“明刑”(彰明刑罚)可以“弼教”(辅助教育)，也就是通过彰显法律规范的内容，使民了解它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表明法律非以刑人为目的，而以使民远恶迁善为目的，以期实现以刑弼教、以刑辅教。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使民知法既可以远离犯罪，又可以借法保护其自身的权益。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恶劝善的功能，并非一味以刑人为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风，违法者如履薄冰。
历史上，明刑弼教的内容因朝代不同而略有变化。汉儒传承了以礼乐主宰刑罚的传统，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指导原则，即朝廷以道德感动民众，刑法只作为辅助手段。例如，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之说，大力宣传“大德小刑”，以德化民教民，使民不敢为非、不触法禁。唐代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便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阐明了教化为先、刑焉其后，明刑弼教的真谛。韩愈也曾经说过：“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要达到天下大治，应效仿圣王，以德化天下，“亦以五刑辅弼之”。为矫正元末法纪败坏、人不畏法、肆意为恶的积弊，以严刑治国。他手订的《大诰》收集了严刑惩治犯罪的案例，意在教民“趋吉避凶”之道。《大明律》旨在运用法律打击奸顽，惩治犯罪，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纲纪。明太祖还有意识地对某些案件重法又重情，借以表达明刑弼教之意。例如，“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清代在承袭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时，对政刑与礼教的目的做了经典阐述，并指出立法的精义在于“明刑弼教”。《清史稿·刑法志》篇首开宗明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匡之直之而刑生焉。”
从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再到明礼导民，明刑弼教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一个传统。它产生于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认真贯彻实施则国兴，慢而废弃则国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以德化民”的“化”与“明刑弼教”的“教”二者具有相通性，目的都在于“导民向善”，使民远离犯罪。以德化民与以法治国是互相连接、互补互用的，国家治理不可忽视的二柄。法与德的结合减少了法律的滥用，柔化了法条严酷的外貌，便于民众接受。以德化民使民心向善，遏制了犯罪的动机，有利于避免法繁刑酷的虐政。德法互补互用，使道德法律化，遵守法律的义务和遵守道德规范的义务相一致，既止恶，而又劝善，使“明刑弼教”的“教”落到了实处。同时，德法互补又使法律道德化，使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
(节选自张晋藩《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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