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人有意识地译介域外文学，不过百余年历史。以何种语言对应域外的作品，是让几代译者费心的事情。
林纾选择的是古文，他对于汉唐文章的推崇，使翻译多了古朴的元素。但林纾的古文，乃文言文中的杂体，他吸收了笔记小说的句式，也是对的。保持古文特色，大概在学术著作里不是问题，但这个理念用于文学翻译就成为问题。林纾在实践中感到，恪守古文之道并不容易。钱钟书说，林纾虽然是古文家，但在转化外来辞章时，不得不有些变通，文言、俗语也不时出现，也非纯正的古文了。恪守旧的思路，不易打通文本间的隔膜，要表明真意，不得不放开手脚。于是古文章的套路就渐渐松懈，雅中有俗也不可避免。
周氏兄弟的翻译，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最初的翻译，受章太炎的影响，用的是六朝之前的古文，因为佶屈聱牙，读懂其意者甚少。过分看重古文与文言，其实破坏了审美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他们不久就意识到文体的选择，也关乎作品的成败，后来逐渐杂以口语和俗语，所译的小说也渐渐被世人接受了。
文言与俗语，看似势不两立，实则也有结合的可能。用文言写作与翻译，能提高读者的智性，续写文学的美质。而俗语则更接近大众，使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不少翻译家对于文言与俗语的关系，有深厚的理解。比如钱稻孙翻译但丁《神曲》，就意识到那文字如何引入意大利的俗语，与拉丁语这种“雅言”有了区别。但丁的写作丰富了母语，他从“雅言”那里出来，以俗语调适着词章，变为后来的新雅言。
翻译的过程，乃是与异质的时空对话的过程，词语的陌生化表达，才是一种功力。信达雅固然甚好，但硬译能改变阅读的习惯，对于思维的突围性的培养多有帮助。周氏兄弟后来的翻译就发生了变化。他们以直译的方式，撕裂了母语的表达，给汉语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周氏兄弟那里，因为意识到中外文法不同，必须选择克服汉语局限的办法，于是注重的是句子与句子间的呼应，在词语的轻重、急缓里增加修辞的内涵，这给表达带来了生机。新一代学人除了流布思想的愿望深埋其间，还有创造新语言的冲动。刘半农在《译者导言》里承认，自己翻译的诗歌参考了佛经翻译的经验，直译中形成了新的文体。严家炎称这是“被翻译逼出来的新文体”，其中雅俗之间的关系得以调适。“新文体”后来被人们称为“语体文”。
由翻译引起的文言与俗语之辨，以及“语体文”的确立，使汉语书写在磨合里走了一条新路。但后来的变化出人意料，三十年代后，关于大众化、通俗化的讨论，文言的元素无声地淡出，“语体文”的表现不免失衡。我们看蒋光慈、胡也频等人的写作，苏联译本的影子深深，那些辞章里多了意识形态的影子。这时候，在流行的文学里，词语背后的历史感弱化，“语体文”开始有了翻译腔，未能保持古老汉语的质感。翻译文体脱离母语的根，导致了表达的平庸。直到八十年代，翻译腔依然在文坛盛行，当代许多走红的作家，都是在翻译腔中长大的，作品的辞章之美颇为稀少。王小波曾感叹傅雷、穆旦的译文之美，其实是对于当时流行的翻译文体的揶揄。翻译也是创造，有时乃是写作风气的引领者。从鸠摩罗什、玄奘到鲁迅、穆旦，已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劳作使汉语多了流动性和暗示性，智性也得以生长。不过遗憾的是，今天的翻译家与小说家，对于译介之道中的文之道，大多不太注意了。
（摘编自孙郁《译介之道与文之道》）
材料二：
鲁迅曾把翻译比作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窃火；那么，当年那些为西学东渐推波助澜的翻译家便是名副其实的“窃火者”。1931年，在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的五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问秋斯，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落后国家要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秋斯说：“一个负责的译者，不但要通晓语文，还要具有与原作者同等的或详尽的想象力或表达力。就这一点来说，翻译就是创作。因为生活经验或文学修养因人不同，尽管两个作家写完全相同的事物，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很不相同。”
（摘编自凌山《“窃火者”的路——董秋斯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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