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 4 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不过,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不足就非常明显,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行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关注,学者们常从持简习惯、书写习惯等方面入手,认定竹简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尤其是单简书写时,无论“方便说”还是“持简习惯说”,都略显牵强。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书写的决定性条件。但事实上,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这时候的书写是 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而就竹简而言,客观上也没有明确的适宜横写或竖写,同样构不成竖写的决定性因素。
“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正如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所说:“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别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比如,甲骨是种不易写也不易刻的“不方便”材料,却被选为早期一个重要的书写载体,可见古人有时对书写的目的更为重视,方便性反而是其次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首先,地位优势。“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其次,亲缘优势。很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那么,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对于这种“天垂象”式的自上而下,我们还可以找到辅证:其一,骨板上多个段落阅读次序的设定。一个完整骨板上,如有若干段卜辞,那么这些段落的阅读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从下一段开始,按照次序逐段上读。这正好切合处于下方的占卜者先问问题,然后逐步往上,高居在上的神灵给予昭示的过程。其二,对应“上达”“下传”方式。古代常用火烟作为祭祀“上达”的媒介,它是自下而上;那么表示“下传”内容的神昭示文字,自然就是自上而下了。
(摘编自李海平《汉字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