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散文以“五四”前后为轴心，坚持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开启了现代性追求，其评价标准也与传统大为不同。
“五四”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郁达夫，他公然承认散文的“个性”，认为这是现代散文的标志，每个散文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要追求“个性”。在这样的观念下，所有的规则束缚都被“个性”这匹野马冲破，于是自由、自我、解放、放逸变得信马由缰，并形成这样的看法；认为简单以道德律令进行规约，只能是软弱无力甚至是螳臂当车。基于此，许多创新性的放逸散文呼之欲出，像鲁迅的《野草》、林语堂的幽默小品等。最突出的是周作人，他倡导“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将“个人”和“小我”突显出来，以此来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思想，这对于个性自主 、科学、民主、平等都有推波助澜作用。还有当代巴金的《随想录》，也是以真诚、自由、平等为底色的思想解放文本。它是巴金连接“五四”之个性解放思想与民主自由精神的一条纽带，也是打破长期以来封闭窗户和进入改革开放的一道强光。
“五四”开启的个性解放和自由也有局限，概言之，就是过于强调个性、自我、自由，以及由欲望带来的情感，人性的温暖与道德的规约常被无视和消解，使小我、个体、自由遮蔽甚至异化了大我、集体、自律。如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人的文学就饱含了巨大隐忧，即过于强调自我，忽略甚至反感于集体、国家、民族大义，从而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倾向。这也是周作人由五四文学和文化启蒙者最后变成一个附逆者的内在轨迹。可见，个性启蒙本身没错，关键是如何掌握一个“度”，即自由是有限度的，自我是要受约束的，个体不能离开和无视集体，活力不能成为病态的狂妄无知。
改革开放是“五四”个性启蒙的复兴与发展，在解放思想和个性人性的大胆张扬中，将西方式现代化推向一个新高度。最突出的表征是个体得到更大尊重，人道主义和人性尊严得到大力张扬。可是，散文这一文体因较少受到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方法的影响而备受攻击，认为它跟不上社会发展，有失于时代的责任担当。在这样的个性启蒙下，那些以反映社会生活为主的，如杨朔、刘白羽、秦牧式的散文就受到批判，认为那是没有自我与个性的虚假存在。如果站在西方现代性的个性启蒙角度看，这样的散文观文学观不无道理，但没有集体的个体、缺乏国家民族站位的小我、不顾中国国情而简单追随西方的理念方法，势必导致价值选择的偏向。
因此，对于散文的价值体认，既要看到西方式个性启蒙的合理性意义，也要看到它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存在的距离及背反.不能陷入盲目地崇拜。
（摘编自《个性启蒙与散文价值得失》，作者∶王兆胜））
材料二∶
现代文论界关于散文的个性意涵众说纷纭，形成了人性论、言志论、社会论三种不同的“个性说”。
首先是那种基于散文本体特性的个性观念，即在文类对话中，指出散文擅长择写个人日常感兴，自我表现相对诗歌、小说和戏剧更为素朴、自然。这一个性观念是对五四以来个性解放，写实求真、"为人生的文学"等观念的回应.突出强调的是散文写作要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和个性气质，是对传统散文束缚个性自我、虚伪写情的反驳。这一散文个性观念是以胡适在五四时期"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肯定的是文学中人的价值和人性的合理存在，可称为人性论的“个性说”。
其次，现代散文个性表现观念的建构.既是以其他三种文类的个性表现意涵为参照系，也.因着社会景深和意识形态的牵挛，因此散文理论批评围绕个性与自我，形成言志论的“个性说”和社会论的“个性说”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形态。作为言志论的首倡者，周作人对儒家删《诗》定礼的诗教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它背离了"诗言志"的传统，助推了载道散文的生成。后来他提出"言志散文"这一观念，力图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寻找激活现代散文个性精神的因子，不使其重走"折情就理"的老路。另一方面，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言志论“个性说”提倡"闲适"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散文观念，蕴含着个人抒情、艺术独立、反道统等复杂内涵，超离了五四以来散文对激变的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具有鲜明的隐遁色彩和超然意趣。
最后，社会论的“个性说”虽然认为散文须有个性表现精神，但此间的个性不再原生于作家个人而是通向现实社会。如周木斋认为小品文的"自我不是凭空存在的，它必然有社会的联系，离开社会，单管自我，势必至于标新立异，否则便不自我。"由于社会论“个性说”的提倡者多为革命文学作家或左翼作家，"因此学界认为这一理论形态的背后是社会学诗语模式的操纵∶但如果从文类对话的角度来看的话，社会论“个性说”的生成共享了小说、戏剧的文类品性。
（摘编自《文类对话与现代散文理论“个性”话语》，作者∶王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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