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文化，中华文化的根脉在乡村。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便指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常说的乡土、乡景、乡情、乡音、乡邻、乡德等，都是乡村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然而，中国乡土文化的价值一度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发展而被低估。在当前我国大力振兴乡村的背景下，乡土文化的价值亟待被重新认识，乡土文化振兴应当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是农民，但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越来越多的“空心村”出现，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日益丧失，乡土文化的传承变得困难，乡村文化振兴任重而道远。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文化生发、传承的载体，也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状态，影响着乡村社会的道德价值和秩序体系，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日益加速的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村人口大规模，持续性向城镇迁移，基层农村文化呈现“空心化”与“格式化”的特征：传统的基层社会关系结构逐步瓦解；农民文化需求不明确，表达机制不健全，公共文化服务内生动力不足；农村社区文化认同日益弱化；农村旧的社会结构瓦解，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探索建立的过程中。
城镇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但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越来越不能掩盖精神荒漠的蔓延，而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影响日益加深，文化建设的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公共文化空间被逐步弱化。
一是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空心化。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但是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出于生计或者发展考量，选择前往城市工作或定居。在我国农民工团体中，青壮年农民工是其中的主力军。城市化和市场化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精英离开乡村，导致乡村文化发展的公共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流失，从而削弱了乡村文化发展的根基。而且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的农村社会，文化消费动力不足，公共文化参与率偏低，导致公共文化空间出现结构性陷落。
二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失衡。繁荣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颇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基层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管理模式相对固化，设施配置落后、文化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与居民的文化生活不能有效衔接，造成一定的资源闲置和机构空转。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以及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更加多元和自主化，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与居民文化消费的自主性选择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衡。
三是传统乡土文化认同危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和农村地区欠发达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一些地区的乡村发展一直处于滞后状态。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贺雪峰教授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质量，务工逻辑服从村庄生活的逻辑；另外一种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费用。由于城市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第二种务工逻辑将日益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选择追求更现代化、更主流的城市生活。在现代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的裹挟下，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逐渐向城市靠拢，致使传统乡土文化陷入认同危机。
（摘编自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