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观念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往往来自史书和思想著作。但是，纵观中国古代文化，我们不能忽视古典文学也在始终记录着民族的心路历程。邓绍基先生说：“古典文学作品表现的爱国思想等种种民族精神，其源头大抵来自古老的、有着深沉积淀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但就实际影响和效果而言，古典文学在民族精神的建构方面起着那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或言论集所不能代替的伟大作用。”
唐代边塞诗人对边塞战争价值取向的评判最终取决于一种文化追求。这种文化一方面来自历史，一方面来自现实。来自现实的主要是唐代精神，这种精神塑造了诗人视野宽广、胸怀开放、胆气豪壮的恢宏气度和蓬勃朝气。来自历史的主要指汉代精神，尤其是汉代的军伍精神，例如，班超投笔从戎建功立业，李广威震边塞爱护士卒，窦宪抗击强敌勒石纪功，霍去病先国后家无私奉献，马援为国献身一身正气……这些英名和事迹载于史书中，但一经唐代诗人写进诗歌，便和唐代精神结合而形成了一种文化，其影响力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汉代傅介子计斩楼兰在《汉书》中的记载颇为精彩，而在唐代边塞诗中，“计斩楼兰”的典故成了戍边将士杀敌立功报国的代名词，光大了汉代傅介子的精神。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张仲素：“功名耻计擒生数，直斩楼兰报国恩。”读读这些诗句，就会明白唐边塞诗人是怎样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将汉代军伍精神提升为一种文化的。霍去病的名言“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在唐代边塞诗中被反复高唱，可以说，霍去病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是通过唐代边塞诗定型、传播并发扬光大的。
唐代边塞诗在吸纳了汉代军武精神之后，形成了融合汉唐文化精粹的新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内涵主要包括：在国家和民族遇到危难的时刻，要听从时代的召唤，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和时代同步；个人的穷达哀乐微不足道，国家利益和民族兴亡重于千钧。诸如投笔从戎、先国后家、奔赴战场、保卫边疆、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等体现出来的汉唐文化精神，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取材于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
材料二：
北宋边塞诗征引典故十分广泛，诸典之中，契合边事的英雄人物，折冲樽俎的制敌方略，皆信手拈来，妙入诗歌。
荆轲只身赴秦的侠义精神受到宋人敬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兼有送别之悲与刺秦之壮，引发了北宋边塞诗的隔代回响，在送人使北、送人戍边诗中寄托慷慨，悲悯英雄。出使西域的班超亦备受推崇，原因有三：一是投笔从戎、效力疆场的人生选择，二是不畏艰险、万里出使的外交推进，三是威震远域、万里封侯的价值实现。落实到边塞诗创作，则题旨有差：一是借英雄自我审视，如司马光“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二是抒发失意郁结，如王令“若使班超终把笔，由来何路取封侯”；三是鼓励他人建功立业，如孔平仲“古今将相皆无种，好取班超万里侯”。与众人稍异，苏轼《获鬼章二十韵》虽以“边帅汉班超”肯定边功，却更主张“奇功勿再要”，叮嘱慎用武力。
伏波将军马援平南有功，亦为宋人所重。最推崇马援南治边略的当属刘敞《伏波》，惜其身死蒙冤，歌其壮心不衰。注目禁卒驻戍艰辛，遥想马援平边之难，诗人遂以“将军马伏波”“频献凯旋歌”追念英雄，祈愿和平。除却刘敞，曾巩“捷如马援不得志”，郭祥正“借令伏波在，缩手定叹息”，上述伏波颂歌，均胸怀边事，追念英雄，有务实之征。
北宋边塞诗用典，并不限于怀想英雄，亦在从容不迫与事半功倍的“折冲樽俎”中寄托理想，并在边塞诗中表达对“折冲千里”价值的认同。这种认识已经超越了“封侯”的外在形式，充分体现了宋人以政治理性、务实精神去治边理政的美好理想，外化于诗学方面则表现为对折冲樽俎的推崇与追求。
（取材于丁沂璐《北宋边塞诗的资书用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