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远征月球的宇航员重返地球时，都会戴上大口罩，举起双手，什么也不触碰地走入无菌箱。无菌箱被高高吊起，悬渡到休斯敦的另一个密封室里，等待四十天检疫隔离期满。在此期间，人们不安地看着被接种了疫苗的动物和培养的组织，害怕真的出现什么凶兆。直到这长长的灭菌隔离仪式完成之后，宇航员才能重见天日。
假如月球上有生命，我们首先要怕它，必须提防着它，免得沾染上什么。或许是一个细菌、一条核酸链、一个酶分子，或者是一个狡黠的无名小东西。不管是什么，人类单凭想象认为陌生的异类绝非善类，一定要把它关起来甚至杀死。
真是奇事一桩，我们竟能全盘接受这种做法，好像这是遵从了某条自然法则一般。但有一些碎片化的证据说明我们错了。事实上，已知的大多数生物之间基本上是合作关系，是不同程度的共生关系。共生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这种关系对生物的生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种生物若要使另一种生物染病，那需要长时间亲近、长期和密切的共居才能办到。假如月球上有生命，它就会为我们接纳它加入“球籍”而孤独地等待。
据估计，我们真正熟知的微生物，很可能只占地球上微生物的一小部分，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不能单独培养。它们在相互依赖的、密集的群体中共同生活，彼此供给营养、维持对方的生存环境，通过一个复杂的化学信号系统调控不同种间数量的平衡。现有的技术还不允许我们把微生物一个个地分离出来，单独培养，正如我们不能把单只蜜蜂从蜂巢取下，而使它不致像脱皮的细胞般干死一样。
细菌为研究不同生命形式在不同层面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相当好的模型。它们靠合作、适应、交流和以物易物生活。那些生活在昆虫组织内的细菌，比如跟蟑螂和白蚁的含菌细胞结合在一起的那些菌类，看上去好像是寄主身上的特殊器官。至今，我们还不清楚它们为那些昆虫做了什么，但已经知道，如果没有它们，这些昆虫是活不长的。
今天，共生关系还影响着大多数海洋生物。比如海葵附着在寄居蟹所寄居的螺壳上，通过寄居蟹的运动而扩大其取食范围，反过来，寄居蟹可以利用海葵的刺细胞来防御敌害。
然而，在调节动物关系的过程中，生物界有时会有一些貌似即兴的“发明创造”，即便是在必须争个输赢的情况下，也未必是一场战斗。西奥多用一系列实验证明，将两个同种的海扇放在一起密切接触时，其中较小的一个总是先解体。这种自我毁灭，是由裂解机制调控的一种自我解体行为，完全由较小者控制。它没有被逼退战场，没有一败涂地，也没有弹尽粮绝，它只是自愿退场。知道生物界还有这样的事，虽然未必会感到舒服，但尚算是情理之中的意料之外。
在进行组织培养时，将遗传学上毫无联系的细胞放在一起，无视种的不同，融合成一些杂种细胞，这乃是一种自然趋势。炎症和免疫机制的强大设计，一定是为了把我们这些生物彼此分开。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机制，我们或许已进化为某种在地球上四处流动的合胞体，那么，大地上连一朵花都不会生发出来了。
（摘编自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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