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18年底，梁启超前往欧洲，经过实地考察，他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已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1920年回国后，在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中，梁启超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
梁启超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种多变的特征，直到民国之后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