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刘勰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认为好的说辞或纵或擒，要看情势的需要。他还说，“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即认为说辞的关键，要对当时有利，意义正确，忠于为君，敏于成事。这些话，对烛之武劝秦穆公退兵，完全是切合的。
烛之武说秦穆公。先退一步，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肯定秦晋围城一定胜利。然后反过来说，用了四层转折。一层是郑亡以后，秦国得不到郑国，对秦国无利，所谓“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二层是灭亡了郑国有利于晋国，即“亡郑以陪邻”。三层是加强了晋国就削弱了秦国，即“邻之厚，君之薄也”。这三转就说明了灭亡郑国对秦国的不利。四层是放过郑国，对秦国有利，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这些是就当前的情势说的，用的是一纵一擒，一放一收。说到这里好像话已说完了，但烛之武还要进一步说。因为以上讲的灭亡郑国以后，对秦国无利而有害，都是推测，推测的话还没有得到证明，所以还得举出事实来做证，证明这种推测是正确的。
烛之武再引过去的事实做证。说秦穆公曾经帮助晋惠公，送他回国即位。晋惠公愿把焦、瑕两邑送给秦穆公作酬报，可是他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筑防御工事拒绝秦国，说明晋君是背恩的。从而证明秦军帮晋军灭亡郑国以后，晋国也会背恩抛弃秦国，使秦国不利。因此再作进一步推论，晋国占领了郑国，又会向西侵占秦国。说到此，才算把秦穆公说服了。这就是刘勰说的“言资悦怿”“动言中务，顺情入机”。
（摘编自周振甫《〈烛之武退秦师〉赏析》）
材料二：
对于军事斗争来说，光是雄辩的口才并不够，大凡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想凭外交口才得到是不现实的，主要还是凭实力。然而，郑国没有相当的实力。烛之武面临的艰巨任务是：缺乏实力的后盾，要在谈判中以口才战胜实力。
谈判实际上就是辩论。对立的双方利害关系相反，没有共同语言，必须有一个双方认可的前提，才能把辩论转化为对话。烛之武必须找到一个秦穆公认可的前提。他的杰出在于，抓住了一个关键词“益”，回避了眼前郑国和秦国利害关系相反的难点，以于对方有益作为前提。这就把论题转移了：第一，不是对秦国和郑国有没有益，而是对秦国和晋国有没有益；第二，不是眼下对秦国有没有益，而是未来对秦国有没有益。
为了回避与秦对抗，烛之武坦然放低姿态：退一万步说，“郑既知亡矣”，郑亡如果真对秦国有益（“有益于君”），那就听便。但是，他反过来指出，郑亡实际上并不有益于秦，相反有害于秦。有益转化为无益，条件有二。第一，灭了郑国，郑国成了秦国遥远的边地，可当中隔着晋国，秦国鞭长莫及，要向晋国借道，管理却受制于晋，对秦国有什么益处呢？第二，郑国灭亡，实际上是增加了晋国的疆土，对于晋国有益，那就意味着对秦国是无益的（“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从反面讲。从正面讲，如果不灭亡郑国，把郑国作为东方大道上的朋友（“东道主”），秦国有什么外交使节，郑国可以提供食宿的方便，这对秦国有什么害处呢？
说到这里，从逻辑上来说，是够雄辩的了。但是，烛之武不像先秦的一般游说之士，满足于逻辑的推断，他的厉害之处还在于，进一步用历史的事实来实证。晋国的野心是很难满足的。秦国曾经有恩于晋惠公，武装护送他归国，惠公承诺割让焦、瑕二地，可是很快背约，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在黄河边筑起工事，防备秦国进入黄河以东的焦、瑕二地。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断，晋灭亡了郑国，扩张了东边的领土，再要扩张，也就只能向西，除了攻打秦国，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本来，秦穆公纠结于眼前战事，烛之武从战略上着眼，以长远眼光彻底唤醒了秦穆公。秦国不但退兵，且与郑国结盟，驻兵于郑，为郑协防。
从这里可以看出，烛之武与先秦游说之士不同。先秦游说之士仅仅是以现场应对的敏捷取胜，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说，“喻巧理至”“飞文敏以济辞”。以巧言妙喻取胜是暂时的，如《战国策》之《唐雎不辱使命》，唐雎作为外交使者，居然与秦王以在咫尺之间血拼相威胁，这不但是匹夫之勇，而且后患无穷。又如晏子使楚，将楚国这个大国比作狗国，也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外交不讲究实力是空的。烛之武的雄辩，完全着眼于实力在战略上的利害转化：晋长必然导致秦消。
烛之武在策略和战略上有全面的考量。在两路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策略上，第一，不是分兵抵抗，而是谈判；第二，先争取利害关系不太密切的一方，瓦解其同盟关系，另外一方自然退兵。战略上，不但扭转眼前的危局，而且从长远看，化晋秦同盟为郑秦同盟。有了这样着眼于实力转化的大视野，口才、逻辑的胜利才有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孙绍振《〈烛之武退秦师〉和春秋笔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