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讨论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的关系、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和研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如何把握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形成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如何寻找革命主体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主要体现在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影响上。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影响来看，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研究的主题转向了上层建筑中的文化问题的研究，注重对实践、辩证法以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观因素作用的研究，并力图处理好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系和作用，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上也存在着诸多缺陷。这一方面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研究方法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所借用和引申。成为其建构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源。促进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理论中的缺陷和失误又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所利用和夸大，成为其解构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显示了消极的理论效应，这突出地体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虽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质，有利于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但也存在着脱离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夸大主观因素作用的缺陷，这一缺陷被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利用和夸大，他们正是在错误地利用和引申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总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阶级政治，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以伊格尔顿、詹姆逊、哈维、奈格里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力图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研究方法和注重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强调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必须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其目的在于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和矛盾表现的新形式，探讨西方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途径。
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史、认识史和接受史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最初将其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湖而批判、否定和拒斥，到人们开始逐步了解和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要求改变单纯的资料评介和引进的做法，强调应当把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有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归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理解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有机联系，形成了诸如文化哲学、发展哲学、生态哲学和政治哲学等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实现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
（摘编自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及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