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存在及其文学表现是中国古代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是咏侠诗的源头。它们在传唱中为后世咏侠诗创作提供了主题性素材和审美指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提供了侠义形象，灌注了人格精神；形成了咏侠诗的文化基质，尤其是“利他”的侠客之义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恩报观念，丰富了侠意识内涵。这孕育了文人咏侠诗最初的艺术体式，带来了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如，咏侠歌谣《长安为尹赏歌》《时人为杨阿诺号》对乐府咏侠诗《结客少年场行》《游侠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侠诗主题题材的确立和创作发展期。曹植《白马篇》首开风气，开启了文人咏侠诗创作。其塑造的边塞游侠儿形象，立体展现了游侠的人格魅力与精神风貌，是诗歌中游侠第一次以正义英雄形象进入文学殿堂。咏侠诗作为新的抒情言志类诗歌样式，融入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进程中。这一时期咏侠诗出史入文、创新立意，展现了新时代侠意识，文人咏侠诗《白马篇》《结客少年场行》《刘生》等诗题对游侠的集中歌咏，形成了咏侠诗发展史上一个独特文学现象，为咏侠诗创立了乐府模式，形成了诗歌传统。
唐代侠风炽盛，是咏侠诗创作的高潮期。侠的现实存在、形象寄托和精神张扬成为提升文人人格理想的重要因素。唐人咏侠诗内涵深邃，创新层面丰厚。通过挖掘不同类型侠者的人格精神和生命情调，提升了咏侠诗的思想境界，闪耀着时代光芒和诗人理想。通过对边塞游侠、市井游侠少年、文人任侠者、禁军侠少、剑侠等的歌咏，大大拓展了游侠的类型形象。唐人善用雄奇壮阔的意象构织宏大壮美的审美境界，并通过大漠边塞、荒原郊野和胡姬酒肆等场景的设置，在不同层面上表现了不同的游侠形象和任侠精神，开创了咏侠诗描写边塞游侠儿的新模式，即游侠—征战—立功—受赏。发展了借侠（剑）贯输豪情、自伤身世的“士不遇”抒情模式，赋予咏侠诗浓郁的抒情色彩和余味曲包的蕴藉美。
咏侠诗创作进入宋、元、明、清，呈现创作衰变期的特征。宋元时代，咏侠诗创作较少，相对而言，北宋咏侠诗多拟古之作；南宋咏侠诗多现实内容，表现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明代由于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观念，加之外敌入侵、宦官专权等动荡的现实影响，咏侠诗创作再一次复兴。诗人较为普遍地建立在对个体生命本能的直接体验上，抹去了经世的功业精神，多了世俗化、个性化的真实生命意志，在内蕴上更契合于大众审美趣味。清代文网束密，晚清尤其近代，内忧外患，“乱世天教重侠游”。因时代变幻和抵御外侮、追求变革的时代要求，许多文人和革命志士呼唤尚武精神，使游侠形象又一次活跃于晚清诗坛。诗人借侠之咏，竭力张扬一种勇武精神和游侠的生命情调，用儒墨大义重新诠释侠义精神，为衰败不堪的民族精神注入一股豪气与武力。晚清咏侠诗集中表现着侠义之士视死如归的担当精神及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
（摘编自5月30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