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一园之形胜，莫若山，无山则不为园。叠山理水，其中叠山又占有重要位置。水系易成，山势难立。山势立，则一园风景之大概已具。假山是人们运用石料“叠”的、“掇”的，做出一片风景，也演绎着创造者的一片灵心。杂乱之石叠起胜景，配之以明花疏树，延之以陂陀平冈，引之以涧瀑清泉，幕之以藤情蕉影，再辅之以蓝天白云、月上柳梢，其凛凛风神，爱煞人也。故应知，不到园林，哪知春色如许；园无假山，怎疗烟霞痼疾！
中国画论中有“卧游”的说法，山水画是满足人们心灵需要而获得特别发展的。假山也是如此，它也是人们的卧游之具。假山者，垒石而成，傍土得生，非造化所形成，乃人工之所为。唐人姚合《寄王度居士》诗论假山有云：“无竹栽芦看，思山叠石为。”将山林之景缩于庭院之中，以尽卧游之趣。山林之想，包含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旨趣。
明代造园艺术家计成以“山色有无中”（王维）的诗句来概括假山的特色，颇为精到。我以为，若以这句诗作为假山艺术的总纲，也不为过。假山之妙，就在山色有无之中，在似有若无、似象非象之中。我们说假山创造的重要特点是给人留下想像空间，这个想象空间不光是使人起真山的联想，如果是由假山想到真山，由小山想到大山，这样的联想又有什么意味？假山之妙，不在“山”中，而在“有无中”，似与不似，真与幻等所构成的微妙的关系之中。这个微妙的关系，乃是寄托诗意之根本、产生境界之源泉。计成说：“有真为假，做假成真；稍动天机，全叨人力。”
假山的垒石中，必须要“假真山形”——借真山的形貌，不能脱离山来做假山。但随便扔几块石头于林间，那不叫“假山”，那是虚假的山，没有山的意味、山的精神。假山绝不是胡乱堆积起来的石头。假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要叠石，依照画理、根据创造者的心灵来垒石。李渔批评有些叠石家是“目无天地，胸无文章”，叠石家在天地间垒出一个意义世界。董其昌曾说书法是“下笔即有凹凸之形”，下笔即打破虚空，流出一段生命的悠长，在虚空中延续潺溪的生命。掇石一片，也是在虚空中书写性灵的妙文章。
假山胜过真山，如果说这样的话，恐怕很多人不会同意。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观点。董其昌说：“以径之奇怪论，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山水画高于真山水在于笔墨的精妙，笔墨不是纯然的形式，而是表现心灵的语言，艺术家用心灵照亮了山水，假笔墨而表达出来。纯然的山水是外在的对象，是与人的心灵无关的存在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中的假山才是“真山”。
（摘编自朱良志《真水无香》）
材料二：
苏州假山艺术发展是历代工匠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自宋代以石叠山蔚然成风以来，江南地区出现不少叠山世家，尤其以苏州地区居多。《吴风录》记载：“朱动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叠山为业，游于王公之门，俗呼花园子。”一方面，叠山专业化发展模式加速了假山技巧的成熟，计成、周秉中、顾文彬、“山石韩”叠石世家等历代造园叠山家将苏州假山艺术不断发扬光大，并影响整个中国园林的掇山风格。另一方面，苏州“花园子”凭借其高超的技艺也提高了叠山工匠的社会地位，叠山名手“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冷雪峰在《假山解析》中称赞到：“中国高水平的工匠都出自江南，苏州‘香山帮’则是江南工匠的代表。”
同时，苏州掇山技艺被提升到理论高度，《园冶》《长物志》等著作都对叠山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清中期苏州假山以戈裕良为代表，创新采用拱结构原理构筑洞窟拱顶。其代表作环秀山庄假山采用大小石钩带联络之法，是以小石造大山的经典之作。陈从周称赞：“戈氏承石涛之余绪，洞悉拼镶对缝之法，故所叠假山纹理统一，宛转多姿，浑若天成。”反观同时代北方假山所用房山石、北太湖石等外形都较浑圆，难以施展苏州园林假山常见的勾联作法，只能以叠砌为主，上下石料少有纹理拼合，因而假山形象多不如苏州园林假山灵秀。近现代，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山石韩叠山技艺”其实也起源于苏州。苏州“山石韩”叠山世家以横式拼缀手法将苏州假山技艺与北方造园特色融合，推动了北方园林叠山的发展。可见苏州园林假山技艺对中国各地园林假山营造影响深远，在中国造园技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象征名山大川的景观意境，融合了园林空间布局、景观设计的功能需要，包含着人们对于审美、文化的理解和向往。
作为中国园林艺术的代表，苏州园林假山艺术价值应该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并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加以继承与发展。现代掇山叠石的文化背景与人们的审美动机都与古代大相径庭，假山材料、技术与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在吸取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合理创新，才能创造出融功能和艺术为一体，既有时代特色又能体现传统文化的掇山作品，苏州园林假山艺术才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摘编自顾至欣、张青萍《苏州古典园林假山艺术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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