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韩非子的思想呈现出以法律为核心，术和势为两翼的架构。而该思想架构是以君、臣、民为作用链条的。在此作用链条中，君主集法、术、势于一身，而臣和民不过是此宝塔式结构中的下面两个层级；该作用链条的作用顺序是人君驾驭群臣，群臣则要担负起治民的责任。
——摘编自《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顾炎武认为“为民而立之君，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他说要通过“以礼治心”的方式培育官员的廉耻之心。而对极端自私的人，则只能依靠“法”来治理，顾炎武认为“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在反思明亡原因之后，他提议要“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
——摘编自王义等《顾炎武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唐太宗对各少数民族采取了“胡越一家”“乃同枝叶”与“爱之如一”的基本态度，确立了超越华夷之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族观。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与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唐太宗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德主刑辅的治国仁政上，他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与社会安定，“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
——摘编自刘歆立《唐太宗治国理政思想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