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据《上海水泥公司档案》记载，当时输入上海市场的美国水泥每包售价约5000元，而国产水泥，仅生产成本每包就有9000余元。1948年，国民党政府公布《财政紧急处分令》等法令，强制发行金圆券，并限期收兑民间所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仅刘鸿生名下的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章华毛纺织厂和华东煤矿就总计交出黄金八百条、美钞二百三十万元和银元数千元，这些钱一概被换成了天天贬值、几同废纸的金圆券。至1949年4月，本市一千余家机器工厂开工的不到一百家。
——摘编自戴鞍钢《大变局下的民生：近代中国再认识》
材料二：新中国初期，对产品销售有困难的私营工业，国家负责收购，或代销产品，或实行委托加工的办法，使其恢复正常生产；对资金周转有困难的私营工业，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低息贷款予以扶持。1953年，中国共产党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将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为国营企业，用和平方式以最小代价消灭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理论。
——摘编自高继仁《中国工业经济史》
材料一：到1920年国家已掌握了全部大、中、小工业企业。这些工业企业统一由全国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并分行业建立了水泥、煤炭、糖果、烟草等71个总管局，分别管理所辖企业的供、产、销计划。失去工厂的资本家勾结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分子来破坏本企业的生产，如顿巴斯煤矿主就彻底破坏了顿巴斯大煤矿的生产。小企业主也担心自己未来的命运，故意缩减生产，甚至关闭企业。
——摘编自周福绵《试论苏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
材料二：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经济要“加速发展戈尔巴乔夫指出：“工厂、农场、农庄实行自筹资金，取消对本企业生产食品的副业的限制，扩大合作社的活动，鼓励小生产和小商品的个体劳动，关闭不赢利的工厂。”这些措施实施后，苏联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仅为2.6%，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低点。经济状况的恶化引起苏联人民对政权的极度不满。
——摘编自李晓辉《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材料一：韩非子的思想呈现出以法律为核心，术和势为两翼的架构。而该思想架构是以君、臣、民为作用链条的。在此作用链条中，君主集法、术、势于一身，而臣和民不过是此宝塔式结构中的下面两个层级；该作用链条的作用顺序是人君驾驭群臣，群臣则要担负起治民的责任。
——摘编自《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顾炎武认为“为民而立之君，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他说要通过“以礼治心”的方式培育官员的廉耻之心。而对极端自私的人，则只能依靠“法”来治理，顾炎武认为“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在反思明亡原因之后，他提议要“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
——摘编自王义等《顾炎武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唐太宗对各少数民族采取了“胡越一家”“乃同枝叶”与“爱之如一”的基本态度，确立了超越华夷之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族观。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与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唐太宗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德主刑辅的治国仁政上，他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与社会安定，“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
——摘编自刘歆立《唐太宗治国理政思想剖析》
材料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亚洲各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间，民族主义在亚洲发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在印度和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自治思想——巴黎和会的遗产之一——的影响。 ……在摆脱外国控制的时候，亚洲领导者利用欧洲思想体系，但是在他们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们或者改变这些思想体系，或者使这些思想体系适合本国的传统。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材料二：学术界有人认为“甘地是一个要复兴旧文明(如提倡手纺车)和宗教的人，那么他在社会发展方面就必然是反动派”。
——据蒙巴顿对甘地的评价的相关资料整理
材料三：爱因斯坦认为：“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历史上竟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他又说：“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们应该朝着他的精神方向努力，即不是通过暴力达到我们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
——摘编自(美)简孙《非常人物之非常记忆•科学巨擘：爱因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