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意境中有诗人主观的成分，所以好诗的意境总是个性化的。诗人独特的观察事物的角度，独特的情趣和性格，构成意境的个性。陶渊明笔下的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以至一提起陶就想起菊，一提起菊就想起陶，陶和菊已融为一体。李白笔下的月，陆游笔下的梅，也莫不如此。李白说，“山衔好月来”“举杯邀明月”“欲上青天揽明月”“我寄愁心与明月”“且就洞庭赊月色”，他和月的关系多么密切！那一轮皎洁的明月不就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吗？陆游一生写了许多咏梅诗，“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是他自身的写照。《梅花绝句》：“闻道梅花拆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这雪白的梅花也体现了陆游自己的高傲与纯洁。
正像中国古代绘画一样，中国古代诗歌不追求对客观物境作逼真的模仿，而是力求创造和表现具有个性特点的意境，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
意境既然是个性化的，那么它必然同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古人评论诗的风格，大都着眼于意境。唐皎然《诗式》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他所谓的“体”是指风格，“高”、“逸”是他所列十九体中最推崇的两体。他认为“体”的不同，是由于诗思初发所取之境不同，也就是意境的不同造成的。这是很有见地的。
意境中既包含着诗人主观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而这些又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那么意境就必然曲折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王国维论意境，看不到它的社会内容，所以对意境的高下不能加以正确的评骘。他认为诗人越脱离社会，越能保持赤子之心，就越能写出好诗来。他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其实，不论“客观”或“主观”之诗人，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创作当然要出自真情，但这性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至于性情的真伪则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诗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读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现。
王国维又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
（节选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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