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先秦历史散文，大多出自史官之手，可以说是官方史学。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中国历代帝王都设有史官，记言、记事。相传仓颉为黄帝左史，沮诵为黄帝右史。但这种说法未必可信。然商朝设立史官是可以肯定的。甲骨卜辞中，商代官吏有“史”“卿史”和“御史”等。甲骨文中也有“册六”“编六”等字，可见殷代巫、史曾系统编纂国家文献与史籍，作为档案而保存。西周史官的设置情况，据《周礼》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柄）之灋”“外史掌书外令”。《史记·周本纪》载，“天子建天宫”，“大史”被列入“六大”之内，可见史官在西周的崇高地位。我国历史学科，在商周时期由史官奠定了它的初基，但各诸侯国还没有官史。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各诸侯国也相继设立史官。《墨子》载：“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吾见百国《春秋》”。可见此时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编年史，史书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春秋》，都是出自诸侯国史官之手。史官文化在春秋时期进一步得以发展。春秋、战国之交，文化下移，官方垄断史学的局面被打破，虽然出现了由民间私人编著的史书，如《战国策》《晏子春秋》，但战国时期的官方史学，仍然很发达。《秦纪》以及被秦始皇下令焚烧的“诸侯史记”，都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官方史书。
在古希腊，任何城邦国家都没有设置专门记言记事的史官。古希腊历史著作，是由私人著述和编写的。“历史”一词希腊文原义为根据个人观察或经验探索到的知识。历史著作在希腊一开始就是私家的、个人的创作行为，与希腊政府无关。希腊早期历史著作为城邦史书。这些史书都是“私史”，只不过著作的材料来源于城邦积累的内容简单的官方记事。希腊后期的著名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所撰写的史书，也都是私人著述。例如希罗多德，他讲述历史，犹如行吟诗人创作。他在雅典等地朗读自己的历史著作，听众付给他报酬。他的史书由书商刊印发行。希罗多德写史书，是个人的喜好与谋生的手段。这些“私史”，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
因此，古希腊史书零散杂乱，缺乏系统性，历史记载存在许多空白，显然不如中国先秦史官文化那样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黑格尔不止一次地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
（摘编自潘明霞《古希腊与中国先秦历史散文特征考察》，《青海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材料二：
古代中国，历史编纂很早就成为一项国家的职能，设有专门的人员职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隋书·经籍志》也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记录历史和管理史籍的人员，拥有正式的官职，并且向职业化发展。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余（司马迁）先周室之太史也。……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家族世袭修史的传统，确保了记录历史的延续性和专业性，更是为这份职业增添了神秘与虔诚。
“《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汉书》）历史，在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编修纪传体史书向来是国家层面重要的文化项目。班固私修国史竟至入狱，唐代更是设立史馆编撰的制度，“（唐）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史通·古今正史》），从此“正史”更为正统。
元、明、清三代也极为重视官修史书，并确立了相应的修史制度。元代“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对于辽、宋、金的“实录、野史、传记、碑文”，“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直，送付史馆，以备采择”。清代更是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编修《明史》，时间跨度九十余年，参与学者近二百人，声势规模蔚为可观。这不仅为了总结一代的兴衰，而且为了将正统合法，将正统延续。《二十四史》成为官方的宣告，官修的教材，并上升为一个王朝的意志。在人类历史上，如此举全国学者群体之力编纂史书并官刻刊行，中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当正史和正统走在一起，史书就不再只是历史的记录！
（摘编自上海辞书出版社《（二十四史〉鉴赏辞典·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