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心理学家布洛推演了一条原则，叫作“心理的距离”。什么叫“心理的距离”呢?比如说海上的雾，乘船的人在海上遇到大雾，是一件不畅快的事，乘客喧嚷，人们心焦气闷。但换一个观点来看，海雾却是一种绝美的景致，你姑且聚精会神去欣赏，这不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吗?这两种经验完全起于观点的不同。在前一种经验中，海雾和你关系密切，距离过于接近，所以你不能用“处之泰然”的态度去欣赏它。在后一种经验中，你把海雾摆在实用世界以外去看，使它和你的实际生活中间存在一种适当的“距离”，此时，你能用客观的态度去欣赏它。这就是美感的态度。
艺术是最切身的，是不能脱离情感的。就超脱目前实用的效果说，科学家也和艺术家一样能保持“距离”，但两者的“超脱”是不相同的。科学是一种最不切身的(就是说最重客观的)活动，艺术却是一种最切身的(也就是说最重主观的)活动。之前我说过，观赏美的形象时需“失落自我”，何以现在又说艺术是最“切身的”活动呢?这两句话不但不冲突，而且归根到底还只是一句话，艺术不能脱离情感。情感是“切身的”，在美感经验中，情感专注在物的形象上面，所以我忘其为我。
艺术能超脱实用目的，却不能超脱经验。艺术是最切身的，是要能表现情感的，所以观赏者对于所观赏的作品不能不了解。如果他完全不了解，便无从产生情感的共鸣，便无从欣赏。了解是以已知经验来诠释目前事实，如果对于某种事物完全没有经验，便不能完全了解它。反过来说，我们愈能拿自己的经验来验证作品，也就愈能了解它，欣赏它。我们每读到好诗文时，就惊讶作者“先得我心”，觉得非常快慰。希腊雕刻家造神像时，还是以凡人为模型。但丁描写地狱，也还是拿我们的世界做蓝本。凡是艺术作品都是旧材料的新综合，惟其是旧材料，所以旁人可以了解；惟其是新综合，所以见出艺术家的创造，和实用世界有距离。比如“吹皱一池春水”一句词所用的字都是人人所认识的，“皱”和“春水”的景象也是人所常见的，不过把这六个字综合在一起却是冯延巳的新创。艺术家尽管自己不落到人情世故的圈套里，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不了解人情世故；艺术尽管和实用世界隔着一种距离，可是从来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人生的返照。
如果“距离”消失，欣赏者就由审美的态度回到实用的态度了。欣赏者对于所欣赏事物的态度通常分为“旁观者”和“分享者”两类，“旁观者”置身局外，“分享者”设身局中，分享者往往容易失去我和物中应有的距离。一个旁观者看见演曹操的戏，看到曹操的那副老奸巨猾的样子，不觉义愤填膺，提起刀就要走上台去砍那位扮演曹操的演员。一般演戏者，扮演到使观众忘其为戏时，技艺已算到家了，但是观众在忘其为戏时便已失去美感的态度，像上文用刀砍扮演曹操的演员是由美感的世界回到实用的世界去了。看戏到兴酣之际鼓掌叫好，一方面虽是表示能欣赏，同时却也已离开欣赏的态度而回到实用的态度。这都是“距离”的消失。
照这样看，在美感经验中，我们一方面要从实际生活中跳出来，一方面又不能脱离实际生活；一方面要忘我，一方面又要拿我的经验来印证作品，这不显然是一种矛盾吗?事实上确有这种矛盾，就是布洛所说的“距离的矛盾”。创造和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保持“适当距离”。“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审美感受，“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
(摘选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心理的距离》)
材料二：
在近代文艺运动中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争执也颇激烈。写实主义偏重模仿自然，要在实际生活之中寻找材料，用客观的方法表现出来，它最忌讳掺杂主观的情感和想象。理想主义认为艺术和自然是相对的；它是人为的，创造的，虽拿自然做材料，却须凭主观情感和想象加以选择配合；艺术要把自然加以理想化，不能像照相那样呆板。我们既然明白“距离”的原则，那么这两派的争执也就不难解决了。艺术是一种精神活动，要拿人的力量来弥补自然的缺陷，要替人生凿出一个避风息凉的处所。它和实际人生应该有一种“距离”。主观的经验须经过客观化而成意象，才可表现为艺术。至于经验的选择也不免有意地或无意地受情感和想象的支配。所以严格地说，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理想性，都必是反对极端的写实主义的。极端的写实主义在理论上很难成
立。写实者也还是人而不是相机，既然是人就无法把情感和想象完全丢开。所以写实主义不免带有若干理想主义。一般写实派作者的弊病在把“距离”摆的太近，甚至完全失去“距离”。理想派的弊病则在“距离”太过，纯任理想而藐视现实，结果往往不是空疏，就是荒渺无稽，使人无法了解，所以不能引起兴趣，打动情感。我之前说过，凡是艺术都要带有若干理想性，都是反对写实主义的。这并非说现实世界的东西绝对不能拿来做艺术的材料。现实世界的事物虽然和实用关联太密，“距离”太近，但是经过艺术家的剪裁，它也可以落到适宜的“距离”上面。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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