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长春
李修文
夜色之中，当我满心欢喜地走出长春火车站，丝毫想不到一年之后就会离开它。
我的租住地，是在城市边缘的光机学院家属区。这破落的家属区几乎令人绝望：红砖砌成的单元楼摇摇欲坠，楼群之间随意搭建的小平房连成了片，起风的时候，房顶的塑料布们猎猎招展，甚至被吹上了天空。
但我没有半点失望，因为的确就是我念想了多年的北国，那些别致而热烈的生机正依次展开：烤串店的烟雾热气腾腾，啤酒瓶的碰撞声此起彼伏，随意走进一间小平房，即可与人高声谈笑，大口喝酒。清晨去上班，要经过一片辽阔的菜地，每当我走在挂着露水的白菜中间，我都疑心自己会在长春过上一辈子。
终究还是不行，难处很快降临了，那就是语言的丧失。那时我刚开始写小说，虽然拙劣，但南方风物却显而易见：青苔，护城河，石拱桥，春天四处弥漫的气息。我自小在其中长大，依赖他们，而现在，突然找不见它们的踪迹了。
一边是宽阔的大街，碧蓝而肃穆的天空，庄重到庞大的苏俄及日式建筑，还有铺展千里的松嫩平原上，高粱和玉米正在燃烧般热烈地生长；而另外一边，是窄而弯曲的小巷，总也晒不干的衣物，还有常年积着渍水的青石台阶。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我就站在中间，两条看不见的绳索将我左右撕扯，我竟然不知道该描述谁了，“心中有美，但又苦于赞美”。
这不过是一场失败的写作生涯掀开了序幕，但彼时之我却从未想到，前来北国，语言成了最痛彻的折磨：在没有学会描述北方之前，我唯有写南方，而属于南方的字词就像被北方的言说吓破了胆子，纷纷逃遁，我通宵达旦在等待，但它们都没有来。
我无法不失魂落魄。
而语言的裂缝还在扩大：在菜市场里，一路的菜贩子都在叫着“哥”；在烤串店里，两个不相识的女人，两三分钟后就可以叫对方“姐”——这些我都不习惯，于我而言，“哥”，只关联着我的弟弟，代表着我与他之间的亲密、冷战和他远在异国的孤单。
就是这样。我熟悉的字词言说，还有附着其上的情感伦理，正在像河水般从我的体内流走。我已然坐卧不宁，但又无法对旁人道明，于我严重的疑难，也许对旁人只是些微小事。
开始想法子，去靠近我熟悉的语言。我上班途中会经过华侨宾馆，有一阵子，一个大型的书市活动在长春举办，来自湖北的与会者们就住在这里。我跑到宾馆，找到一个不相识的家乡人，告诉他，需要人手的话，我十分愿意帮忙，分文不取。对方盯着我看了半天，答应了。
在书市上，我当了整整十天的搬书工，虽疲累不堪，却也满心欢喜：被人送了好多书，也拽着人说了好多话，就在这些说话之间，许多我熟悉的事物都在舌头上一一复活了。譬如桑葚，合欢，梅雨天；再譬如鳜鱼，芭蕉，竹林里的野狐禅。
这是一场嘴唇和舌头的盛宴。多少一生都用不上的字词，都被我挖空心思地想起来了，说出的时候，放心且全无障碍，它们可以被呼应。然而十天以后，家乡人全都离开了，我又独自活在了北国之城，我倒是并不为他们的离去而悲伤，我悲伤的是：不管我有多不舍得，长亭沽酒，霸陵折柳，好一番十八相送，那些话语和字词终究是别我而去了。
所以，寻找只能继续——菜场，餐馆，维修店，甚至在左邻右舍间，我一直寻找着在北方显得古怪和不可理喻的口音，一旦寻见，我就找借口上去攀谈。结果并没有多好：好不容易找见一个，这口音却往往正被它的主人用于叫卖、训斥、乞讨生计，事实上，它们没有工夫停下，来与我的口音相逢。
打这时起，我已经大致可以想象得出：我与长春，可能终须一别了。
世间的语言，何曾只是滔滔言说的工具？它是身世，是情欲，是梁山泊，也是雷音寺。它们除了是口舌的信使，更是在见证你的悲痛，你的狂喜，你的被侮辱与被损害。
某种凄凉之感诞生了，它告诉我：也许，真的到了离别的时候了……
自从回到原籍，十几年过去了，写出过一些小说，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都写不出。现在的问题是：从相信语言开始，我相信了这些语言背后的事物，但是，时代流淌得多么急速，我宣誓和效忠的事物正在一点点碎裂。和在长春时一样，我又站在了中间地带，一边是活生生的满目所见，一边却是我的诸多相信，日复一日，先是王顾左右，再是痛心疾首，终了，举目四望：厨房，会议室，阴雨时的小旅馆，诸多航空港与火车站，竟然全都变作了长春，那个二十二岁时的长春。
面对这四野周遭，我到底该如何是好？
却也没有别的法子，认输吧。唯有先认输，再继续写，继续挺住。就像威廉·斯塔夫，旁人问他：“你为什么还在写？”他问旁人：“你为什么不写了？”
没有别的法子。唯有将正在苦度的每一处都视作长春。先去书市上做搬运工，再去菜场、餐馆和维修店，甚至左邻右舍间，去寻找可能会相逢的口音。是啊，十几年过去，我多少已经明白：别离不是羞耻，它只是命运的一部分。犹如此刻，我写下了一次生硬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别离，却又想起了罗伯特·勃莱的诗——
“我对自己说：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
（选自散文集《山河袈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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