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各国的大学先后设立历史学讲座，延请名师讲学，西方史学开始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意大利历史学家布鲁尼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用意大利方言为但丁和彼特拉克撰写传记。德意志史学领域中的斗争极为激烈，新教的历史学家称罗马教廷为“魔鬼的巢穴”，而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则称马丁·路德为离经叛道的“狂僧”。西班牙卡萨斯写的《西印度群岛的毁灭》记述了西班牙对西印度群岛的征服。法国波丹发表的《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西欧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史学方法论。英国培根写下《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并说“历史使人明智”。
——摘编自郭圣铭《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
材料二：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在变与不变中不断演化前行。1940年前后，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把中国近代史解释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过程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1988年，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认为“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之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在短短20余年时间内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运用的解释体系。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被史学界推上了历史现场，其研究的社会生活及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都是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领域的具体史学流派。
——摘编自陈廷湘《中国近代更解释体系的演变与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