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书法学习中，“天然”更多地体现为书家的禀性与天资，“功夫”更多地体现为书家对古法和书体的学习，“天然”与“功夫”在书家习书时同样重要。
书法因天资而革新。一个书家的天资往往能引领一个时期的艺术风尚。金农作为清代前碑派书家的典型代表，他在书法上的天资表现为有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敢于叛逆当时帖学的笼罩，形成自己标新立异、面目繁多的书法风格。金农的这种天资还表现在他在书法上的广收博取。他开掘古代书法中的倒薤笔法，吸取飞白用笔中的扫刷，并且能大胆地卧笔作书，留心于刻工的木板字体，并将整洁、光滑、装饰化的用笔特征引用到书法创作上来。金农以开阔的视野从古代传统中开拓出的全新的笔法，展现出前无古人的全新面目。
当然这种有天资的书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书家都循规蹈矩，甚至泥古不化，书法面貌中往往没有自我的体现。这样的书家也能对书法的技法掌握精熟，得到时人的称赞，但是终究在书法史上被逐渐隐没。
一个书家的禀性与天资可以赋予书法新的审美趣味与自我面貌，但是学习的用功是个人的天资所不能替代的。书法因用功而有规矩的体格。习书过程中书家的功夫在审美上表现为对古人经典审美的不断追求，即学古用功：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基本的用笔操作娴熟有致，即法度森严。书家的自我面貌的形成是离不开功夫的，而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才能用笔精熟，将章草的发展由质朴推向精美，使书法成为更加纯粹的艺术，人称“草圣”；由陈入隋的书家智永，相传闭居阁楼数十年而不下，潜心书法。有“退笔冢”“铁门限”的故事，因此苏轼评其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致，反造疏淡。”总之，书家的功夫是书风成熟必不可少的因素。
“天然”与“功夫”的统一是书家形成自我风貌的关键。书法中的“天然”是书家情性的自然流露，是书家独有的禀赋。这种“天然”表现在书法上即书风的革新与创变，它体现了一个书家的创造力和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所谓的“功夫”是书家对书法基本法则的把握。“功夫”是由书法的传统决定的，也是书法基本体格的表现。倘若一味地追求“天然”而漠视“功夫”，书法则会信笔为体，流于野俗。反之，只是盲目地临仿古人，忽视“天资”，不求创变，书法则会泥古不化，失去自我。董其昌曾言“字须熟后生”。这里的“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学古的过程，即“功夫”；这里的“生”则是书家的自我体现，也是由书家的“天然”决定的，是“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总之，没有“功夫“则书法缺乏体格，失去“天然”则书法缺少灵动，“熟后求生”即是天然与功夫辩证统一的最好注解。
“天然”与“功夫”在书法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二者相辅相成，这两方面应该构成我们当下的学书态度，即“功夫”与“天然”并举，资学兼重，斯为至理！
（摘编自刘永军《书法中的“天然”与“功夫”之辨》）
材料二：
当代书法创作虽形式丰富多样，但内涵苍白无力。书法家们只追求所谓视觉上的冲击力，但没有思想上的感染力和精神上的穿透力。这就是书法创作缺钙的病灶，也是当下书法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
书法艺术的钙质源于思想的充盈和精神的指向。《兰亭序》既是书法艺术的名典，也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之所以成为经典，既是由于王羲之书法的优美，还在于王羲之文辞的蕴涵。颜真卿《祭侄稿》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二行书”，不在于这篇“急就章”表现出了多高的书法技巧，而恰在于文稿表达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志向，读之令人感佩感怀，书法因文字承载的情怀而焕发神采，光耀千古。书法一旦离开了文字所表达出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境界，就如同艺术只剩下技术而毫无风骨气韵可言。书法艺术唯有思想上的充盈，文学上的滋润，文化上的传承，心灵上的寄托，才能彰显出打动人心的魅力。可以说，历史上那些最好的书法作品也都是经典的华章。
反观今日书坛，书法家们不缺少良好的创作环境，不缺少技法的磨砺，而缺少思想的深意和艺术的灵气。当下参展参赛的作品多为抄写古人诗词名句，即使那些规定必须要有原创的内容，也只是一些生硬无味的造句，缺少文学的蕴含和艺术的新意。观众和读者很难产生美的共鸣，故而书家虽多，作品形式丰富多彩，却难深入人心，像《兰亭序》和《祭侄稿》那样，能够标志今天时代高度的杰作几近为零。众多在各种比赛展览中早早夺冠或成名的书家，亦难进入大家之行列。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其虽技法娴熟，但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思想深度，从而陷入书写惯性化和表演性的困境中。如此，只能是抄写经典的诗词话语，难有思想的突破和境界的提升。
（摘编自罗杨《唯思想是书法的钙和精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