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