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并不否定古代文化传统中蕴含的优秀因素，更不是将之全盘推倒。鲁迅早在1907年就在主张迎受“世界之思潮”的同时， 说要“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要另开新路而不失古代文化的根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不怕攻击、嘲骂，勇猛批判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及与此相连的观念的种种危害。在他们的“反传统”斗争中，恰恰生动体现出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因素，说明他们身上流着本民族固有的健康血液。在他们身上，古代大批志士仁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包括儒家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烈地表现出来。
对于原始儒家孔子，他们也大多肯定其历史地位和现代之价值。李大钊就表示，孔子“确足为其时代之哲圣，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余之掊击孔子， 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他认为“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以助益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只要不作为偶像来禁锢国民的思想，“孔子固有之精华”“将发扬光大之”。陈独秀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他在1915年发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发难之作《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义”中，说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一条时，就提到“孔墨”，显然认为孔子是具有进取精神的。他肯定“儒术孔道， 非无优点”，他反孔道，主要是反对独尊儒学，“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和“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鲁迅也从未断然否定过孔子本人。
儒家传统中的尊长爱幼、重视维系家庭关系和兄弟朋友互相扶助等道德品质，在很多人的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如鲁迅敬养母亲，顾全家庭兄弟亲情， 比一般声称服膺儒家道德的人做得还好。胡适虽不满母亲为他定下的婚姻，但为了对得起早年守寡把自己辛苦养育成人的母亲，没有违背母亲的意愿，结了婚；鲁迅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时虽常常笼统地说反对“三纲五常”，实际上他们主要反对三纲的伦理规范，对道德层面的五常并不一概否定。
他们更尊重中国古代学术的价值。其中很多人还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决不轻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他们只是反对复古、守旧， 要求用现代的科学精神进行整理和分析。鲁迅的小说创作，一面自觉接受优秀外国文学的影响，深切表现人的心灵，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同时又出色地运用与展现中国古代作品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他赞赏陶元庆的绘画 “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 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其实他自己的文学写作也是如此。
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坚决反对、彻底否定古代文化传统中出自后世儒家建立在严格区分尊卑贵贱的“三纲”伦理原则基础上的专制主义，而这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种专制主义确实“断然不能相容”。前些年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说“五四”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是不可能割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无意割断，它只是力图割断其中的专制主义思想传统，并不是全部。而由于专制主义思想是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核心部分，因而五四新文化开创出与古代文化传统大为不同的新文化传统，迎来了与漫长的帝制时代有本质区别的伟大的新时代，即如李大钊当年所说的“新纪元”。事实上，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群众性的“五四”爱国运动，为坚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一些民主党派，做了思想、组织和干部上的准备， 也才有了后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选自王铁仙《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有删改）
材料二：
王元化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时，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中国人之自觉》中提出的以下观点值得肯定，即对以往的思想要区分两个层面：超越时代的“思想的根本精神”和思想受派生其时代所支配的具体观念，应当学习前者体现的智慧，而后者往往随着时代变迁而过时。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失误或者说片面性，在于只抓住了后者而忽视了挖掘前者，因而只承认孔子儒学的历史价值而否认其现代价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前一层面不能说丝毫没有认识，如陈独秀在批孔的同时指出：“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但应当说王元化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上述反孔批儒的三个方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确是从后一层面展开的。不过，只有深入揭示后者，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前者。这在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身上就有所体现。他这样评价陈独秀上述的“猛勇”攻击孔教的话：“陈君这段话也可以说是痛快之至，在当时只有他看的如此之清楚！”由此他也“清楚”地认到：孔家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古代礼法，呆板教条以致偏欹一方，黑暗冤抑，苦痛不少”。可见，正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儒学在后一层面的批判，使得梁漱溟认识到儒学的根本精神另有所在。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对于把握儒学的根本精神具有建设性意义。正如现代新儒家贺麟所说：“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呈露出来”。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对于儒学的新发展也具有历史正当性。
（选自陈卫平《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