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古代戏曲或者小说钟爱的主人公是那些赴京赶考的书生。他们多半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训之下为人处世， ， 文质彬彬，很少显示出强悍的乃至带有野性的激进风格。《红楼梦》的贾宝玉终于拒绝了正统的子曰诗云、 ， 但是，他的叛逆隐藏于（A），并非梁启超期待的那种 的形象。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对于 同时又等级森严的老人文化相当反感：“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显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社会只能寄望于那些破旧立新、敢做敢为的青年。因此，毛泽东对于“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文弱书生相当不屑。1917年，毛泽东曾经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认为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孔武有力的体魄与发扬踔厉的精神相互呼应——这也是毛泽东倡导体育的意图：“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在他心目中，那种只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青年才能承担反叛的重任的能力。换言之，毛泽东的真正兴趣（B），他毋宁是借助体育召唤青年的某种强健人格——这种强健人格是古代传统文化所匮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