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梅新林教授提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问世于前“新红学”时期，属于“旧红学” 时代的产物，但若从理论创新的前沿与质量而言，则显然应该纳入“新红学”范畴，甚至较之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的“新红学”更为前沿（当然，提出这一看法，其实已经把“新红学”等同于现代红学了）。不过，胡适等创立“新红学”时，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国维，而是针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梅教授认为， 像王国维这样超越时代的学者、作家以及作品、思想，固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也会带来很多困惑，因而不知如何在时代中进行安置，所以胡适对其避而不谈，也可以理解。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回避，一方面是时间因素，可能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的时间过早，是在 1904 年发表，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在 1916 年发表，所以找时间相对靠近的对象来商榷，这是习惯的做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商榷与对话的前提是两者目标一致。归根到底说，索隐和考证其实都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都是在小说外寻找现实的本事。王国维没有涉及小说的本事问题，胡适等人就不便与王国维展开对话。而索隐派毕竟也在进行本事研究，故而双方可以进行商榷，这样的商榷也是有价值的。
考证派“新红学”后来是以胡适和俞平伯的成果为早期代表，梅新林教授评价“新红学”时认为应该从“历史的批评”“ 艺术的批评”“思想的批评”这三个层次来评价研究文艺作品，并得出结论说：胡适的批评偏历史，俞平伯的批评偏艺术，而王国维的批评偏思想，如果三者合一，那么“新红学”的面貌就会很全面，可望达成一种研究范式的突
破。
关于如何进行三位一体的批评，笔者认为应该避免那种简单的叠加。无论历史学、文学还是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这才有可能达成文学、历史学与思想研究的有机融合，甚至达成研究范式的突破。
百年“新红学”，其主流是历史学的考证研究，但恰恰是历史学的研究，更需要对研究对象加以历史化的考察，也就是说，首先要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历史化，而不是把事件和人物抽象出来加以静态地、凝固化的考察，因为即使《红楼梦》有本事、真人可以考索，也需要分析其经过种种转变而进入小说的动态过程。至于对《红楼梦》思想的研究， 则要在观念史和社会史双重脉络中加以梳理，揭示小说中的思想倾向与之发生的张力。
说到对其文学的研究，现在大家提倡研究回归文本、回归文学特性，很容易回到一种传统的趣味主义。这种分析的最大问题就是非历史的态度，是以所谓的审美非功利，来遮蔽对历史、对意识形态的诊断。例如《红楼梦》中关于丫鬟的肖像描写非常稀少，用趣味主义来解释，会认为这是作者的留白艺术，可以给读者提供很大的想象余地（其实也有学者这么分析了）。笔者认为，对丫鬟肖像描写的忽略，是因为《红楼梦》基本立场并没有超越时代和社会因素，作者大体采用贵族视角进行叙述（尽管曹家本身不是贵族），对丫鬟基本上是忽视的。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此种艺术手法的产生，这样就形成了文学内化于历史而不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研究的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就是不断地将研究对象历史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红学的精髓。如果能够把眼光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放在整个世界史的学术趋势中，重新定位《红楼梦》，我们的研究格局就可能会有更大发展。
（摘编自詹丹《以历史化态度推进红学的发展》）
材料二：本事，应限定在真人真事和真实情境之上。准确地说，是限定在作家所历、闻并参考的原本之事上。目前看来，古典本事批评主要包括索隐、影射、考证三派，所谓“穿凿附会与忘记文学之为艺术”的错误，以索隐、影射最为突出。索隐派专事于“探求隐藏在小说作者与故事情节背后的本事，以据此阐释小说文本的‘微言大义’”。这些解读虽提出“分身法”“合身法”等方法，但多建立在拆字猜谜、牵强附会基础上，学术成分极低。影射研究实亦政治性的、道德性的索隐研究，多有硬解、曲解之嫌，“好像一切文艺作品统统不过是以揭露阴私，进行人身攻击为能事的‘黑幕小说’的翻版或变种而已”。所以， 无论影射还是索隐，都成为古典考据学略有难堪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唾弃，声名狼藉。
那么，以胡适、俞平伯等考证派红学(“新红学”)为代表的本事批评是否更容易被接受一些呢？答案无疑是确定的，因为胡适所用材料“人人都知道”，所用方法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过，胡适的考证也终究只是考证：他仅感兴趣于作者身世与版本问题，对于思想与艺术之阐释，甚至不愿承认为“红学”成果，故其《<红楼梦>考证》被认为“失之过于粘滞，没有予艺术创造以应有的地位”不是没有道理。以此而论，仅满足于史实考订的考证和索隐、影射并无本质区别。考证派有“考”无“释”，虽掌握较多原型史料却无力以此为基础对对象予以哲学、艺术的把握。亦因此，俞平伯晚年对自己的“新红学”研究几乎全盘否定。
(摘编自张均《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