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上，盛唐诗歌何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究其原因，在南朝齐梁宫体诗绮靡之风甚嚣尘上的境况下，唐代的陈子昂、李贺、李白、杜甫等诗人相继倡导恢复并高扬“风骨”传统，尤其是盛唐诗人对“风骨”崇尚有加，使“诗具风骨”成为盛唐诗歌的共同特征。
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大量低俗、恶俗、媚俗之作，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这些诗显然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是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诗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创造者本应怀有“天地之心”，但当下很多诗人都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诗人本应怀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应有王冕笔下“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正气，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感叹，写的大量忧国忧民的诗作，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风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以暴露个人生活隐私为内容，让诗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更有甚者彻底解构诗的内涵诉求，践踏和僭越诗歌伦理与道德，一些作品将“诗”本来应该拥有的典雅、崇高彻底解构，其恶俗轻艳令人生厌。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都具有深刻的教化和启迪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风骨”不仅属于内容层面的诉求，更是审美范畴的艺术标准。刘勰曾指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圈。”他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采”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如瓦雷里所说，诗的语言如跳舞，是要讲究舞姿与步法的，新诗语言依然需要以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在不断的锤炼、锻造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能重新建构诗歌的语言风骨，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摘编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