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内心与渔樵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经历了人生中的最黑暗时期。但是，也正是人生中的这一次遭遇，让苏轼更加接近真实的社会，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这一时期的苏轼，仿佛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自己所伤怀的功业无成，其实是因为建功无门。此外，苏轼的黄州生活经历，除了与黄州一带名士山川之间深得心意的交游，甚至还曾躬耕于黄州东坡，可能确实过了一段“渔樵”生活。他那兼有自谑、自得意味的自号“东坡居士”据说也即由此而来。由此看来，被贬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时时出现的“主”“客”，既是文学体式的一种标志，其实也是苏轼自觉省视个人命运的心理反应。应该说，被贬黄州同时成就了苏轼的文学高度和哲学高度。
（取材于肖亦若《被贬黄州的苏东坡》，有删改）
文字中说，被贬黄州同时成就了苏轼的文学高度和哲学高度。从文学而言，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前赤壁赋》无疑是其思想最为斑斓的一种呈现，其中就有句子直接关涉到渔樵：“况吾与子，；，举匏樽以相属。”身居黄州的苏轼内心如此地旷达与超然，让人感慨不已。而战国的屈原则未能如此超然，他“，哀民生之多艰”，始终恪守心中美好的理想，他说“，余不忍为此态也”，最后投江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