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下诗坛，同质化的平庸作品随处可见，好诗、大诗却屈指可数。诗坛很热闹，诗歌很寂寞。新诗似乎就在于它的无限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地书写那些与大众无关的个人体验的“艺术”，就是在语言上没有审美标准的任性的“艺术”。
其实，诗抒发的情感是艺术情感——经过淘洗、提高的社会情感，而不是原生态的情感，个人身世的琐碎情感不具备入诗的资格。以自己独特的嗓音唱出与众人相通的人生体验，才是优秀的诗人。诗歌史上的优秀诗人几乎都不是只热心守护自己的心灵，总有家国情结，“心事浩茫”。
诗是无言的沉默，无声的心绪，无形的体验，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诗家语是一种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种言说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中国诗歌讲究“苦而无迹”，也就是高明的诗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写诗之苦传染给读者的，相反，诗人总是想方设法让读者最容易、最轻松、最愉悦地走进自己深邃的诗歌世界。诗人之苦带来读者之易。
（摘编自吕进《必须重建写诗的难度》）
材料二 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采用单音单字的“字思维”，能充分释放汉语诗歌的弹性蕴藉；以意境为最高美学，极易滋养、美化人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如果放在星象图谱上看，古典诗歌就好比成年期的“红巨星”，在发生学意义上属于高峰期后的“熟透”阶段，能量发生巨大耗散而趋于收缩；现代新诗则好比生长时期的“主序星”，尚处生长期的氢燃烧阶段，充满活力，不断扩张，膨胀生长。
中国新诗唯西方诗马首是瞻，20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翻译体”诗歌，直到21世纪初叶，才逐步出现更具自主性的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改造与改写。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使出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百年的探索和实验，在无数次争议中也不断沉淀着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有别的新质素。比如，更丰富地挖掘了精神与肉身的存在感，更娴熟地运用潜意识、意识流、智性、交感等成分，强化了隐喻、象征、荒诞、戏剧性乃至后现代的拼贴、装置、跨界等技巧，加深了与普通大众的联系与交融……这些新质素或多或少都参与到本土新诗的发展进程中来，逐渐化为百年新诗的血肉。在这个意义上，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耿耿于怀于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新诗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端是属于实验探索性的新异追求，其中的成功果实会沉淀为自身营养，以继续分蘖推进；中间的广大地带属于融会性的“老少皆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下来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盘面；而后拖部位则属于那些老化的“过去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稚嫩、夹生，需要加以扬弃。只有分门别类对待，才能避免在接受学上“一刀切”。重要的是，三大板块还得面对时代、历史、社会、美学等多重维度的审视。如果笼统地作非黑即白的评价，新诗只能要么漆黑黯淡，一无是处，要么光芒万丈，异常刺目。
（摘编自陈仲义《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
材料三 胡适当时提倡白话诗，不赞成“抽象的写法”，提出要用“具体的写法”，创造出一种“逼人的影像”。他接受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意象派诗的现代影响，却丢掉了意象派主张的意象呈现而避免直白地追求诗歌现代性的灵魂。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学校关于古典诗歌研究的长篇讲演稿（《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里，第一次尝试用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用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这三种观念，去梳理中国古典诗歌，肯定了自《楚辞》开始，至李商隐诗这一脉系的象征诗的艺术价值和神秘美的意义。1926年，周作人反对新诗过于透明，像玻璃球一样，缺少余香和回味，提出了将西方诗的“象征”与中国传统诗的“兴”融合起来，寻找新诗发展道路的构想。20世纪30年代初，戴望舒提出这样的美学诉求：诗“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诗的传达应当是“像梦一般地朦胧的”“泄漏隐秘的灵魂”的“吞吞吐吐的东西”，它的动机是在“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朦胧”以及“看不懂文艺”的争论，到80年代以来关于朦胧诗的争论，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面对文学艺术乃至诗歌的出现，作为阅读者和接受者，应该调整和转变已经习惯于阅读“明白清楚”的文学作品的心态，对于那些更复杂更含蓄更富蕴藉的作品，由兴趣的单一而走向多元，感觉上由远离陌生而接近熟悉，审美上由不懂、拒绝而走向认知、接受，使自己从情趣与习惯上“不拒绝陌生”，经过不断地熏陶和养成，提升对于这类有深度“余香和回味”美的作品接受理解的审美能力。
（摘编自孙玉石《新诗十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