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外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对外国文学领域内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描述、解读与阐释，揭示其内在意义和本质特征，作出历史的、思想的和审美的评价。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文学经典作品和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关系密切，它既是话语体系的主要言说对象，又是这种话语体系形成的资源。
何谓“文学经典”作品？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较早谈论这一问题的是古罗马批评家、修辞学家朗吉努斯。他在《论崇高》中提出：“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真正崇高。”我国老一辈学者伍蠡甫认为，该论点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经典”或“经典作品”这一概念的产生开辟了道路。20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对“经典”的定义和判定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有审美的力量才能融入经典。可以说，经典作品是在一定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最佳结果，它既积淀着某些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又制约着此后的文学生产。经典往往表达、指涉或隐喻了一个时代，既切中时代而又超越时代，既扎根于民族而又跨越民族疆界，成为具有某种广远而永恒价值和“纯诗”品格的作品。
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形成的感性资源。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批评文字本身应当是以文学性语言写成的，这种文学性语言主要来自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往往通过自己的经典作品为本国文学创立了规范性语言，这些经典本身也成为本民族标准文学语言甚至标准普通语言的最佳体现。如意大利民族诗人但丁的《神曲》实践了他在《论俗语》中提出的主张，成为以意大利语写成的一部优秀作品，不仅为本民族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意大利文学语言的规范化、促进民族语言统一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哈姆莱特》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而富于变化，各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各具个性特色。这些经典作品有力推动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的典范。“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不仅在俄罗斯文学中为各种文学体裁树立了典范，把俄罗斯文学引上了民族化道路，而且创造了崭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为确立其规范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由此可见，标准、纯洁、流畅而优美的语言就存在于一部部文学经典中。系统而经常地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既为文学感性经验的积累提供了保证，也是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经典阅读是研究者加强语言修养的基本训练，是不断提高语言表述水平的“体操”，是使学术话语规范化、完善化的必由之路。德国诗人歌德主张“每天保持和伟大艺术品的接触”，强调反复阅读莎士比亚、莫里哀等著名作家作品的重要性，还说自己每年都要重读一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同经典的密切接触使歌德不仅成为著名诗人，也成为具有敏锐艺术眼光的批评家。无独有偶，我国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也曾提到，他每年秋季都要重读一遍查普曼的《荷马史诗》英译本。而与拜伦、雪莱齐名的英国诗人济慈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已成传世之作，博尔赫斯则在他的《诗艺》中引用过济慈这首诗的诗句。事实上，每一位真正有成就、形成自己话语特色的作家或研究者，都离不开经典作品的长期熏陶与滋养。
(摘编自汪介之《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与更新》)
材料二：
为了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学术地位，我们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拓展和转向。
首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原始宗教、神话传说、社会语境、个体经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考察这些生成渊源，厘清外国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深入理解经典文本的审美特性与思想艺术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探究西方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的东方渊源，更能凸现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同样，关注劳动歌谣、抒情诗、十四行诗、英雄史诗等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演变，以及《吠陀》《圣经》《荷马史诗》《神曲》等重要文本的形成、翻译和改编等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异，也在一定意义上映衬了外国文学经典对人类思想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
其次，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文学翻译研究转向翻译文学研究。这一转向，使“外国文学”不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外国文学从文学翻译研究的词语对应中解救出来，从而审视与反思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精神基因、生命体验与文化传承。
再次，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纸质文本的单一媒介流传转向音乐美术、影视动漫、网络电子的复合型的跨媒体流传。文学经典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其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历经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纸质文本和纸质文献难以适应时代进步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局限于纸质文本的范畴也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以跨媒体研究的视野来介入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介入新的外国文学经典传播载体的研究，既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外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
最后，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外向型”研究转向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形象重塑。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目的不是单纯地引进外国文化，而是服务于中国文化建设。应当将学术的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和学科原有的基础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合理配置人力物力，兼顾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发扬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中国精神”，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从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赢得世界学界的尊重。
(摘编自吴笛《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