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坂垣第5师团。坂垣本人在中国呆了很久，他的全名叫坂垣征四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坂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有些名气。坂垣之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是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他自带队进攻华北以来，遇到的都是不战自退的国民党军队，气焰骄纵得很。他错误地估计我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更没有想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对于敌军的这些情况，当时我们还不甚清楚，只是在平型关战斗之后，从缴获的战利品和作战地图上了解到的。
1937年9月的一天，在干部会上，我简要介绍了日军由灵丘西进的情况。同志们摩拳擦掌，准备打一个大胜仗。我军的战斗部署是：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和灵丘与广灵之间，截断敌交通线，阻敌增援；以343旅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敌以猛烈打击。林彪讲完兵力部署后，我讲话强调了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并向各级党组织提出要求。会议一结束，师的主力就连夜赶往距平型关30余里的冉庄待命。
24日，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于翌日大举进攻的可能。傍晚，师部又收到了阎锡山部队送来的一份“出击计划”，说他们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我和林彪在马灯下，摊开军用地图，把各方面汇集的情况又作了一番详细的研究，随后用电话下达了出击的命令。
到中午，战斗临近结束之前，我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的公路。这次伏击战的战果，可以说是很壮观的。公路上，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我在察看战果的时候，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我说：“丢手榴弹，消灭他！”那时，我们的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敌人，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平型关大战后，不少爱国人士曾经议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久驻华北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尚不能打一个小胜仗，为什么刚到前线、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八路军，却能一举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根本上讲，这是由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官兵士气高涨。战前，同志们就憋足了劲，决心严惩侵略者；战斗中，战士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另外，从指挥上讲，我们选择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两面夹击，在狭窄的山谷给敌以突然袭击，使敌军的装备优势无法发挥。从敌军方面说，异常骄纵导致了这次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经著文写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会战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续范亭先生的估价，代表了当时全国人民对这次胜利的看法。除此，饱受日本侵略的华北人民，从此次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信赖的。这为后来我们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平型关战斗，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尤其是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这一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这是平型关战斗胜利最重要的意义。
（选自聂荣臻《峥嵘岁月：首战平型关》，有删改）
文本二：
平型关大捷，与其说是一次重要历史事件，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作为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型关大捷的记忆传承与历史重构在历史发展演变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后世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
在记忆的传承与延续中，文字是永生的媒介和记忆的支撑。平型关大捷后，无论是革命年代，抑或和平年代，日记、会议报告、回忆录、媒体报刊、教科书等均成为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的文字载体。正是由于这些文字载体的介入，传承和重构了平型关大捷的光辉记忆。如果说文字是记忆传承与延续的支撑，那么纪念空间则是记忆承载的建筑与格局。纪念空间，不仅仅是承载记忆的空间外形，同时还包含着丰厚的文化意蕴。“纪念空间具有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并塑造记忆的功能，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此意义而言，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则成为社会记忆的纪念空间，构成了诺拉笔下的“记忆之场”。在诺拉看来，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其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作为记忆之场和纪念空间，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彰显了纪念性，其目的和指向是传承和唤起记忆。另外，在有关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的传承、重构和强化的途径和方式中，影视作品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阿莱达·阿斯曼将展演作为历史展示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她看来，展演包括了电影、电视、视频和数字媒体等媒介，以此作为公共舞台而对历史进行再现。在此意义上，媒体、影视作品等展演形式为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固着点。
（选自程功群、王倩《抗战记忆：平型关大捷的民族共识与社会记忆》，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