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画与宋画有极大不同。院体画随着赵宋王朝的覆灭而衰落、消失,山水画的领导权和审美趣味落到元代的在野文人手中,“文人画”正式确立。尽管后人总爱把它的源头追溯到苏轼、米芾等人,南宋大概也确有一些已经失传的不同于院体画的文人画,但它作为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潮流出现在绘画艺术上,似仍应从元——并且是元四家算起。
“文人画”的基本特征首先是文学趣味的异常突出。元文人画走到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极力强调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中国绘画中的“气韵生动”的美学基本原则,本是作为表达人的精神面貌的人物画的标准,从此,倒反而成了表达人的主观意兴情绪的山水画的标准。《艺苑卮言》说,“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把“形模”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倪云林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这样一种美学指导思想,是宋画主流所没有的。
与文学趣味相平行,并具体体现这一趣味构成元画特色的是,对笔墨的突出强调。这是中国绘画艺术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元画也因此才获得了它所独有的审美成就。在文人画家看来,绘画的美不仅在于描绘自然,而且在于或更在于描画本身的线条、色彩亦即所谓笔墨本身。这样,就把中国的线的艺术传统推上了它的最高阶段。自原始陶器纹饰、青铜礼器和金文小篆以来,线始终是中国造型艺术的主要审美因素;在人物画中有所谓“铁线描”“苑菜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都是说的线条的美,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正是这种高度发达了的线条美。从元画开始,强调笔墨,重视书法趣味,成为一大特色。它表现了一种净化了的审美趣味和美的理想。线条自身的流动转折,墨色自身的浓淡、位置,它们所传达出来的情感、力量、意兴、气势、时空感,构成了重要的美的境界。这本身也正是一种净化了的“有意味的形式”。任何逼真的摄影之所以不能替代绘画,其实正在于后者有笔墨本身的审美意义在。元代名画家名书家赵孟頫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画师、书家兼诗人,一身三任焉,自兹成为对中国山水画的一种基本要求和理想。
与此相辅而行,从元画大兴的另一中国画的独有现象,是画上题字作诗,以诗文来直接配合画面,相互补充和结合。这是唐、宋和外国都少有的。宋人开始在画上写字题诗,但一般不使之过分侵占画面,影响对画面的欣赏。元人则大不同,画面上的题诗写字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据了很大画面,有意识地使它成为整个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是使书、画两者以同样的线条美来彼此配合呼应,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文字所明确表述的含义,来增加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传统山水画一直深受老庄哲学及禅宗哲学的影响,在一山一水、一景一物中使人的情感与性灵尽情显露,因此山水画作的“情”与“境”成为山水回品格高低的重要评价标准。
唐代王昌龄在诗论杂著《诗格》中最早提出了意境的概念。山水画从五代至宋元时期便开始接触“意境”的问题,五代时期荆浩在《笔法记》中说“可忘笔墨,而有真景”,宋代画家郭熙《林泉高致》中有“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之语,这可视为山水画论意境说的发端。
至“元四家”黄公望、倪云林、王蒙、吴镇,意境说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画都明显地流露出了主观意象的表达,他们所创造的那种空间境象的真实更多地具备了“意造”的成分,有意识地以意造境,物象与思想达到了高度统一,使意境得以充分表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表现了富春江一带的初秋景象。几十个峰峦,数十棵树木,笔墨苍健清润,雅洁淡逸。王蒙的《具区林屋图》用笔老辣朴质,树石杂生,波光粼粼,给人以置身世外的感觉。
明清时期山水画的意境仍趋于主观。明代形成了以禅喻画的理论观点,山水画的意境表现上也有了一定的禅意。清代的石涛大力提倡“笔墨当随时代”,使意境的表现具有了多样性,对近、现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历代文人、画家对“意境”的含义做了很多较为精辟的论述,如:评价唐代王维的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北宋郭熙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四可”之境,清代笪重光的“实景、真景、神景”意境论等。近现代的理解更是多元,李可染说“意境”是客观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铸,经过高度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从而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和诗的境界。从以上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意境的实质就是一幅山水画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能引人入胜、情景交融、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境界。
意境营造是山水画创作的重要课题和最高追求,画家心中的“情”决定着创作的过程和结果,更决定着“境”的显现。移情于物、托物抒情,才能创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
(摘编自王保安《山水画的“情”与“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