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科举制度尚属形成时期，许多制度尚未完善。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之子杨喧举试明经，礼部侍郎达奚洵本不欲录取，但终因不敢得罪杨国忠而将杨喧取在高等。唐德宗时，宰相李实向礼部侍郎知贡举的权德舆推荐私人，要求录取，权德舆未能满足，李实乃开列名单责令录取，否则就要贬官。唐肃宗时，礼部侍郎杨绾甚至要求停罢进士、明经诸科，理由是经科举所选之士，“幼能进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能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遂相党与，用致虛声”。唐时对科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考生自幼专心读书应举，而所学之内容却无益于事，“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
——摘编自屈超立《论科举制的政治功能——唐宋与明清的比较》
材料二 唐代科举中，举子在考试前的请托宣传和达官闻人的荐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形成了特有的“行卷”风气。据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载，“唐之举人以所业投献主司。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盖主司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代著名人物如韩愈、杜牧、皮日休等人都有“行卷”的经历，有些还成为科场和文坛佳话。如《南部新书》卷甲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唐代的项斯一开始并不出名，于是就将自己的作品投献给了江西的杨敬之。杨敬之十分欣赏项斯的才华，还赠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没过多久，项斯开始在长安声名远扬，第二年登进士第。
——摘编自胡可先《“座主”与“门生”——唐代科举与官场裙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