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创始人孔子标榜“仁”为其论学主旨。仁者“爱人”，“仁”属于一种情感；以“仁”为最具普遍性的道德范畴，表明孔门教义即在于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为培养这种情感，他还提出以“孝悌”为本，即从最亲近的亲人情谊做起，由亲情、家庭与家族之情，逐步扩展到师生、朋友、君臣、僚属以至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关爱，最终达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境界，自始至终走的是一条情感化育之路。
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地来解说仁、义、礼、智诸道德的起因，并将“四端”之心归属于上天赋予的人的本性。战国后期的荀子，在心性问题上持论稍异。西汉董仲舒杂糅孟、荀的观念，倡“性有善有恶”之说，但他将“性”之有不善归因于“性”中之“情”，立足点上似更接近于荀派。晚明刘宗周作为心学殿军，在阳明学说的基础之上更提出“指情言性”之说，以“情”“性”为一体而皆从属于“心”。
儒家情性观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突出了情感在人的道德建构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这在西方学理中亦属罕见。道德作为人的一种行为方式，是以人际之间的精神沟通为标志的，而心灵互动又必然成为精神沟通的前提条件，故“情”之一字实不可或缺。孔子以“仁爱”为最具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孟子以“四端”之心解说道德的发源，都足以显示儒家情性观的着力所在。这一以情感生命为道德核心的理念，在当今社会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道德不同于法律，它不属于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而必须发自内心。道德失范也不是光凭制定规范即可解决，还需要从内在心灵上加以培养，除了讲明道理促其自觉之外，情感教育确系本原性的发动力。只有当人们从其实际生活中切实感受到协作互利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好处，才会将“和协共生”奉为普世性的价值原理，并进以开启人类命运互联互通的未来前景。
儒家重“情性”，对情性问题作了多方面探讨，其核心在于倡扬“中道”，即以“中和”的理念来调协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各种人际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乃至自我身心之间的诸多关系。为什么需要调协？自是因为其中杂有众多的矛盾冲突因子在。而为什么又必须立是于“中和”之道？则又缘于世界是一个整体，处理各种矛盾不应导致一体化世界的“散架”，乃要促使它重加整合，且要整合得更好也更有活力。“和实生物”，这是大千世界万象更新的基本法则，而“致中和”也就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不二法门了。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长期持续停留于农业经济与礼教制度下的社会，“中和”之道的倡扬多偏向于以稳定既有秩序为主旨，与当今世界大力发展工业文明且以竞争乃至斗争为取向似有距离，于是“斗争哲学”取代了“中和”之道，“情性”问题也连带受到冷落。而实际上，我们处身的世界本就是个一体而又多元的世界，其整体性并不意味着铁板一块，乃常呈现为各分子间既自立而又相关联的有机构成，所谓“和而不同”即其切实的写照。在这样的结构形态中，各个人以至各群体间良性的互动可促进事物发展与更新，而恶性的拼搏则或带来严重破坏甚至导致历史的大倒退。据此，则“中和”之道似仍未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情性”的构建也就依然葆有其现实意义了。
（摘编自陈伯海《儒家“情性”观简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