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一文中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而往事得以流传后世，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文字记录的传播，实物的遗存，口耳相传。由此，这三方面的史料分别被称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口述史料就是“通过有计划的访问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录下他们的谈话，从而获得的某一特定问题的口述凭证，也称口碑资料”。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本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取材原则，通过多种途径搜求史料，他不仅从“《六经》异传”中取材，还从“百家杂语”中取材，其中通过访问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而搜集到的资料，成为《史记》史料的一个亮点。
班固曰：“故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皇室所藏图书档案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而多次游历，实地考察，在广泛交游中搜集的资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史料的补充源。司马迁在壮游中，不仅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还搜集了全国各地关于上古历史的传说，特别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口碑传颂，司马迁尤为重视。
对于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的，司马迁则不将其作为信史材料来看待。为了真实记载历史，司马迁不仅从古人留下的足迹中去寻找，而且还向当地百姓探询有关黄帝、尧、舜的事情。对于从民间收集到的口述史料，司马迁并不是全部记载，而是“择其言尤雅者”，即本着科学的精神，通过认真地甄别，筛选，选其可信的和重要的口述史料，适当的安排、剪裁，并加以一定的具体描写，这种筛选、剪裁，当然也与司马迁独特的审美观有关系。“择其言尤雅者”不仅是《五帝本纪》的取材原则，也是整部《史记》的取材原则，更是司马迁选取口述史料的原则。纵观《史记》中的口述史料，虽然不是《史记》史料的重要来源，但经过司马迁去粗取精，已成为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史记》中大量的口述史料，司马迁并未明确标示出，而司马迁明确指出口述史料来源的共有二十余处。
分析《史记》中的口述史料，其内容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种：其一是叙述某一历史人物一生或一段经历或一件逸事，其中既有民间的口碑传颂，也有知情人的口述，如《淮阴侯列传赞》、《冯唐列传》、《赵世家赞》《五帝本纪赞》等；其二是叙述历史事件，主要是民间的口碑传颂，如《刺客列传》中关于荆轲刺秦王历史事件的记载；其三是当时人们的只言片语，主要是对某一现象、某一问题的看法评论，如《齐太公世家赞》、《卫将军骠骑列传》等。
《史记》口述史料主要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口述，一种是自述。口述主要是知情人的口述或民间口碑传颂，司马迁记录整理。对这一类的史料，司马迁常常明确标示出口述史料来源。如“苏建语余曰”、“淮阴人为余言”、“墟中人曰”等，这种方式是《史记》口述史料的主要方式。自述是司马迁把搜集到的口头流传的史料记录下来，写到相应的人物的传记中。口述史料与文字档案史料已经融为一体，对此，司马迁也常常说道，“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等。
（摘编自马雅琴《〈史记〉口述史料之研究》）
注：“他广”，樊哙的孙子。“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田仁和我关系很好，我所以把田叔田仁放在一起进行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