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经》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有人运用与文字“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的图像，绘画名物，描摹诗意，图说诗境，创作了众多《诗经》图像，借以表达对《诗经》的理解与认识。这些图像与文字著述共同展现出不同时代、地域的人们对《诗经》的接受和认知状况，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学、艺术蕴涵。
《诗经》图像兴起于汉代。东汉桓帝时，蜀郡太守刘褒曾取意于《大雅·云汉》中的“旱既大甚，蕴隆虫虫”“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诸语，绘制《云汉图》，使观者见而觉热；又取意于《邶风·北风》中的“北风其凉，雨雪其雱”诸语，画《北风图》，使观者见而觉凉。可见，那时人们已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图像表现《诗经》意境。
唐朝时的《诗经》图像多以写实笔触求“真”，描绘冠、冕、草、木、鸟、兽、虫、鱼诸种名物的形貌，“以图佐文”，使观者获得对《诗经》所涉“幽远”上古知识的直观认知，《诗经》阐释史上的“图说”“图解”式样亦自此形成。如开成年间，唐文宗因卫协所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及古贤君臣之象“不得其真”，令程修己另行图绘，程修己遂撰成《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宋元时期，《诗经》图像的类型更为丰富，在汉、唐时以描摹动植物为主的“自然之图”基础上，增加了众多表现礼制文教的“人文之图”，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指鉴贤愚、发明治乱”的政教功能。这一时期出现了《诗经》图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马和之《毛诗图》卷。此图作于南宋高宗时，简淡秀逸，构思精巧，别出心裁地展现了画家对《诗经》时代人物事件、风俗物产、典章制度等的认知、理解与想象，故脍炙艺林，为后人激赏。
明清时期，《诗经》图像蓬勃发展。模仿马和之《毛诗图》的作品大量出现，如文徵明《豳风图》、仇英《鄘风图》、董其昌《衡门图》，以及丁云鹏、郎世宁、唐岱、管希宁，张坦、周鲲的《豳风图》等。同时，涌现出很多取材《诗经》而自出机杼之作。例如，明代画家周臣以《七月》为素材，“图豳雅意”而绘《豳风图》，侧重描摹农闲时乡间民众“斗鸡”的场景，展现了盛世百姓丰衣足食的升平气象。这一时期曾将《鹿鸣燕会图》《柏舟图》《豳风八图》等用于世俗生活中，或贺秋闱高中，或祝寿辰，从而淡化了《诗经》图像的政教色彩，赋予其实用交际功能。《诗经》图像不仅作为人际交往的媒介用于世俗生活中，还进入商品经济领域，发挥着美化装饰的功用。
中国古代《诗经》图像的创作者既有帝王皇族、朝堂官员，又有文人、书画家、本草学家、舆地学者，还有歌姬舞女、工匠技师，以及僧侣道徒等方外之士，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作品式样既有绘画、版画，又有屏风、团扇、瓷器、漆器、刺绣等，涉及古代图像艺术的多种门类。在题材类型方面，既有对《毛诗》诗意的整体呈现，又有对单独诗作如《豳风·七月》的反复描画，还有对《诗经》所涉名物、典章等的“图解”。这些图像的生成、发展、演变过程与《诗经》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其中所保存的文辞，为了解《诗经》的异文、编纂结集、流传等情况提供了线索；“以图解《诗》”的艺术呈现方式，为考察文士心态、时代环境及《诗经》的传播与接受诸问题提供了图像依据；同时，围绕这些图像，还衍生出不少诗文和评点文字，对深入认知《诗经》学、艺术学与文化学中的相关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
（摘编自罗建新《〈诗经〉图像的演进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