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二十四节气这个符号得到进一步普及。
二十四节气大部分是以气象物候之名，但实际上，它们更重要的本质属于天文学——取冬至为始终的太阳回归年，平均分为24份，用以细致地记录太阳的运行规律。对于节气准确性的追求，贯穿了整个中国天文历法史。我们熟悉的祖冲之、郭守敬等我国古代学者，都对节气的算法作出了杰出贡献。当然，今天历法计算的基础是牛顿力学和现代天文观测。可以说，在观测自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们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不同民族发展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并最终汇聚成为现代科学，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础。
注重观测记录和规律总结，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一大特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都有着至今令人赞叹的闪光点。在天文、地理、气象、农学等领域，古人勤勉的记录可谓汗牛充栋。这些不可复现的历史记录为后人追溯和重现历史现象，发现长期规律准备了宝贵的资料。如自春秋以来，哈雷彗星的历次回归在中国古籍中都可以找到记录。
近些年来，古代科技成果越来越受到重视，专业研究者、科学史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讨、发表的众多专业和科普著作，让我们有机会一窥历史长河里的科技之光。而科技史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某一学科的具象上的启迪，它拥有着更多内涵。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斯蒂文·温伯格在《第三次沉思》中指出，我们在研究古代科学的同时，不得不采取某种程度的辉格史观倾向，以现代标准来评判古代科学的进展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四节气及其中国古代对日月运行的算法，在唯象理论上达到很高的水平，（与古希腊传统对比）从唯理层次上略有欠缺——中国天文学始终持“天圆地方”模型，在二维球面上用代数方法描述（拟合）日月运行，缺少了距离讨论。所以即便是在郭守敬时代，日月食的计算仍有“当食不食”（计算结果显示应该发生，实际上却看不到），并且无法解释。但我们似乎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而古希腊天文学从柏拉图时代起，就致力于建立三维几何模型，托勒密时代提出了地心说，并为一千五百年之后哥白尼科学革命准备好了舞台。
这应该让我们更加意识到，科学始终来源于现实问题，但我们不能把目光局限在现象层次上，忘记了对知识产生过程和未知问题的瞻望。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科学教育上尤应警惕——科学教育不能只从书本到书本，而要在注重知识学习的同时，激发兴趣、启迪爱好，鼓励更多青少年儿童热爱科学，养成科学思考的方式。
对于公众而言，我们也应该对比、借鉴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理解科学发现大多数是“反常识”的。因此，相对于其他文化领域，科技领域更需要多样性观点和宽容精神，需要批评和争鸣，因为我们无法事先评判哪一种新思想是正确的，更无法通过计划书来决定原创新科学的诞生。这样，才能为促进原创科学技术的产生提供丰厚的土壤。
（摘编自孙正凡《古代科技的现代映照》）
材料二：
中国古代气象学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天”与“气”同源，使得中国古代气象学从一开始就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走上了与西方同时期的从哲学思想出发的西方气象学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其文化和地域特色构成了古代4000多年的中国气象史的基调。其中，又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既有天文含义又有气象含义，流传数千年，成了中国典型文化遗产的载体。
中国古代气象学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代表之一。科学史界公认，中国有传统天学、算学、农学、中医学等四大传统学科。但是，气象科技史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提出中国传统古代气象学理所当然成为第五大传统学科。其中，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传统气象科技知识等，对于形成这个结论功不可没。
我国古代浩繁的文献典籍广泛记录了古人观察自然、认识气象的重要信息。伴随农耕文明的发展，他们发明了测度风力、湿度、降水、物候等古代气象仪器，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相雨、观天、候气等气象理论，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积累形成了很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气象科学知识体系，在其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气象遗存，即气象科技文化遗产。
气象事业作为科技型、基础性公益事业，挖掘二十四节气在内的气象科技文化遗产，对实现气象现代化和气象科技创新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价值，有助于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气象强国建设。同时，深入认识二十四节气，可以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气象科技发展历史，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为世界气象科技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构建中华气象科技文化体系，坚定文化自信和科技自信，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和气象科技文化内涵，服务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气象强国的需要。
（摘编自陈正洪《二十四节气中的科技与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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