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材料二:
在如今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存在着自我包装、自我夸耀、自我炒作的倾向,例如某些人在公众面前或媒体面前发言时,通常会用“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词汇夸大事实,这些词汇的盲目滥用,造成了领导发言、工作报告等内容上的假大空;经过他人传播和模仿,更会引起恶劣的社会效应。这样的修辞行为违反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不仅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加剧了文化的泡沫化。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坚持“修辞立其诚”原则就是在中国修辞学界贯彻诚信原则。“修辞立其诚”出自先秦经典《易传》,是中国早期修辞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文人说话和自我约束的准则之一。西方的修辞学一度不重视“修辞”要“诚”,以致被诡辩派利用而陷入困境,尝到了声名狼藉的恶果。
然而,“修辞立其诚”也并非尽善尽美。过分强调伦理,就会忽视修辞规律。修辞活动中过于强调伦理制约,会阻碍修辞活动的进行,不符合交际效果最大化的原则。从这个方面来说,“修辞立其诚”过于重视操作层面,相对忽视了效果层面。提高表达效果是修辞的最终目的,因此“修辞立其诚”要适度。
从其内涵入手,欲达到“修辞立其诚”,必先言之可信,措辞得当,谦恭诚恳,涵养丰富。这就要求人们平时注意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特的气质。所以说,做到“修辞立其诚”不是轻而易举的,须“辞欲巧”且“情欲信”。
随着时代变化,“修辞立其诚”的内涵也要随之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过分强调伦理反而会制约修辞活动的进行。另外,“修辞立其诚”是修辞学的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原则,修辞理论研究需要多角度的创新之见。
(摘编自周强《浅析“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材料三: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