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汉时期，汉承秦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边郡。前135年一前109年，西汉中央政府在今西南边疆共设置了犍为、益州等9个边郡，将西南边疆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系统。在边郡辖区，既设置太守、边郡都尉等流官，又设置侯王、将相等土官。边郡太守多由将军兼任，有的是由皇帝下诏征来，他们代表中央政府屯兵驻守于边疆民族地区，在防止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事变发生的同时还对边郡辖区采取一些“用夏变夷”的经济文化措施。边郡太守缴纳境内的田赋和口赋等赋税，可减可免：同时要求蛮夷君长解纳土贡，形成了边郡“以其故俗治，无赋税”的局面。
一一摘编自《土司制度及西南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共和国中后期，随着对外征服的展开，罗马不断增设行省。总督是罗马派驻治理行省的最高官员，他们拥有独断专行的军事治权，其施政方针几乎等同于行省治理。随着’奢靡风气以及政治竞争、经济成本上涨等因素，总督往往罔顾行省利益与法律规定而滥用权力，盘剥行省。由于不具罗马公民身份，行省人在罗马法中找不到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条款。尽管他们可以派遣使团向元老院申诉，但总督本人就是元老院一员。总督的职务设计因袭传统的城邦公职制度，治理机构过于简单，缺乏制衡与监督机制，行省税收体系混乱不堪，为行省官员滥用权力敛财提供了制度上的漏洞与可能。行省远在海外，共和制下的其他常规机构也难以发挥实质性监督作用。
——摘编自刘小青《罗马共和国后期行省治理的弊端及其规范》
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