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时间观念上的整体性和生命感，使中国人采取独特的时间标示的表现形态。它不同于西方主要语种按“日-月-年”的顺序标示时间，而是采取“年-月-日”的顺序。人们对此也许习以为常；不过一种文化方式正是到了习以为常的境地，方能沉积为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中西文化之异，并不一定在于我有的你没有，而在于可以互相对应的时间标示采取了逆行的顺序，或者处于顺序构成的不同位置。道理很明显，在“年-月-日”或“日-月-年”时序表述中，同样的组合因素以不同的结构组合，或以不同的顺序排列，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的。顺序也是一种意义，而且是精神深处反复估量和整理了的意义。不同的顺序反映了二者的差异：一、它的第一关注点不同，是年还是日，是整体还是部分；二、它在第一关注以后的思维方向不同，是以大观小，还是以小观大；三、确定了思维方向以后，它的前后环节的衔接方式不同，是以前环节统率后环节，还是以前环节积累成后环节，是统观性的，还是分析性的。在中国人的时间标示顺序中，总体先于部分，体现了其对时间整体性的重视，其统观性、整体性时间观念异于西方的积累性、分析性时间观念。由此他们以时间整体性呼应着天地之道，并以天地之道赋予部分以意义。
时间的整体观是与天地之道的整体观相联系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或一种表现形式。中国远古时代，人们观天以测岁时，依靠对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和位置来标示出年岁季节、月份和日子，以此指导自己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远古人对天象运行位置比后人更关注、更熟悉，与天象的心离得也似乎比后人更近。顾炎武的《日知录》卷三十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关之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这里引用的诗句，出自《诗经》和《左传》，所谓火、三星、毕、龙尾，都是古代的星宿名称，诗句所讲都是星宿运行的形态和位置。而所有这些都被农民兵士、男女老幼用来表示岁月时令，表达人的感受和心情，可见古人是把天道、时间和人心交融为一个整体了。
以时间呼应天道的思维方式，具有类乎宗教信仰的仪式感和典重感，在古老的时代已经沉积为中国人的精神原型。这种精神原型的生成，意味着中国的时间标示已经不能被看作一个纯粹的数学刻度，而是隐喻着某种关于宇宙模式的密码。这种整体性时间意识把天象运行、季节更替、万物荣枯，以及人对于自身的生命形态和年华盛衰的体验如此等等的非常丰富的文化密码，赋予大小相衔的时标顺序之中。中国人把握某个时间点，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数学刻度来对待的。假如他具有深厚的文化体验，他是会把这一时间点当作纵横交错的诸多文化曲线的交叉点来进行联想的。
（摘编自杨义《时间表述形态和文化密码》）
材料二：
中国传统计时采用的主要是干支法。干支两两交叉，可用于年、月、日、时辰的表述。中国文化自古注重人与时的和谐，“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文化赋予了时间更多抽象神秘的含义。天时往往通过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影响事物的发展。此种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传统非常注重“时”的顺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农历除了作为一种表述时间的重要手段，更多的则作为一种生活行为的指导，如迁居择址、婚丧嫁娶等。“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在感知事物时强调主客一体，导致中国人对时间的感知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受客观时间的拘束程度很小。人们对客观时间的感知界限往往比较模糊，最明显的是汉语语法构词系统中没有表示过去、现在、将来这些时态变化的语法标识。中国人表达时间的常用词汇常常采取模糊表达方式，例如“过了半天”“一小会儿”等等。这些常用的时间表达方式大多需要说者和听者依靠特定语境才能准确理解。
西方文化采取的则是“二元“的思维模式，将主体与客体明确分开，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这种哲学观念使西方人对时间的认识更加注重对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的探讨，具有很大的客观性。在西方文化中，年、月、日是严格按照天体星球的运动来计算的。西方人很早就意识到时间中的过去、现在、将来，并对此有所区分，在时间中只有“过去”“现在”“将来”这几种明确的运动形式。与汉语截然不同，西方语言大多需要通过动词复杂变位表示动作时间的明确差别。例如，英语时态有过去时、完成时、将来时、进行时等等，这种划分对于没有相应时间概念的中国人来说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
（摘编自韩银燕、钱鑫《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时间观念差异对比》）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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