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历经夏、商、西周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铁器时代。同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都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了。中国古文明在青铜时代没有为外部力量或内部因素所中断。中华文明在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比周朝更发达的秦汉时代挺进。过了近600年，到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发生了民族迁移，还出现过若干少数民族的政权。但这些都属于常见的朝代更迭，没有产生本质变化。中华文明继续前行。
从世界历史上看，两河流域与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走出野蛮、走进文明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创造了人类早期的辉煌，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办教育，兴文化，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然拥有灿烂的诗篇，也有远古的法典，有宗教，但没有史学。在古代，只有古希腊和中国不但创造了历史，而且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但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史，古希腊人没有形成数代史家连续按时叙史的传统。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通过对内开放、对外学习他人来不断发展自己的文明。
阶层开放、上下流动是中华文明对内开放性的重要体现。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提倡“明明扬侧陋”，让新生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战国时期，主持各诸侯国变法的商鞅、吴起等等，大都不是本国人。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建立，人才的选拔路径更宽敞也更开放，所以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话语。与欧洲依靠经济力量的新兴阶级完全不同，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这类新兴政治人物，依赖的主要是知识和个人的才学。这种开放选拔人才的方式不但促进了新生力量的成长，而且有助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历来抱有开放包容的态度。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在史书上俯拾皆是。现仅举两例加以说明。例如，据《古今乐录》云：“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这里所说的“摩诃兜勒一曲”实际上就是指流行于中亚的马其顿歌曲。它被带到长安，后来又被汉武帝时期的音乐家李延年“更造新声”而流行中华，成为中华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1609年，伽利略在意大利发明并制成天文望远镜。10年后，望远镜传入中国，并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历法变革、学术研究与军事斗争等活动中发挥作用。可见，即使在明中后期这样被认为闭关锁国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开放步伐也并未停止。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深扎根于5000年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复兴，传承中的升华，开放中的飞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阔的现实基础和深远的世界意义，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复兴都深刻、都伟大。因为它顺乎历史潮流，合乎发展规律，必将极大地促进和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摘编自《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开放性特质》，《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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