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青铜器铭文非常简单，有的仅由一个或数个名词组成，稍复杂的也仅是一个主谓句。商代晚期才有长篇铭文，其主要进步是能完整叙述一连串事件且有清晰的逻辑联系。比如《小子卣》（出自《殷周金文集成》）铭文有四十七字，叙述的是青铜器主人参与一项军事行动有功，因而受到上级的赏赐，于是制作了青铜器，以祭祀、告慰其亡母。显然，这类铭文的书写重心是“功勋”与“赏赐”，它代表着主人最有价值的荣誉，他希望通过青铜器铭文精确地传达给祖先或后世，因此，此类铭文的叙事往往是完整而逻辑严密的。事实上，商周铭文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因为对当时的贵族来说，用铭文记录其所建立的功勋和所受的封赏，不仅是其人生价值的展现，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由此可见，“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立功”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基础，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西周早期，出现了长达百字甚至数百字的篇章，不过大部分仍以记功、记赏为主。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铭文出现了变化，比如开始大量使用“引文”。以西周早期的《大盂鼎》为例，这篇铭文除了开篇与结尾为常见内容外，正文以四个“王若曰”或“王曰”领起，详细记录了周王对青铜器主人的训话，其中既有对商周换代的经验总结，也有对周王及青铜器主人祖先功勋的称颂，还有对青铜器主人的夸赞、期许与封赏。青铜器主人将此类言辞完整地书写于铜器之上，除了彰显其家族的荣誉外，显然也有传承历史经验的意图。又如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也如实记录了周武王初迁成周之后，对包括青铜器主人“何”在内的“宗小子”的一场训诰。此外还有一种形式特殊的铭文，其全篇都包含在引文之内，实际上可视为大段言辞的抄录。如西周早期的《沈子它簋》，全篇铭文都包含在由“它曰”领起的引文之内，且开篇即谓“拜稽首，敢敏昭告”，明确指出青铜器主人通过铭文进行“昭告”的意图。这类形式特殊的铭文产生于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晚期趋于兴盛，春秋时期仍有相当数量，至战国时才最终消亡。
西周铭文的这一变化，不由使人想到“三不朽”中的“立言”之说。孔颖达说：“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铭文无论是将上级（特别是周王）的训诰做了如实记录，还是将自己的想法书写于铜器，都是基于其言辞有“可传”的价值。而如西周早期的《作册益卣》，其铭文以“作册益作父辛尊，厥铭宜曰”开篇，自陈作铭之宜，更体现出明显的“立言”意图。
铭文至西周中晚期达到鼎盛，出现了《史墙盘》《毛公鼎》等登峰造极的名篇。此时的铭文中出现了较多对祖先美德与自身品行进行歌颂的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史墙盘》。该铭文采用双线叙事，先铺写文王以来七代周王的崇高美德和伟大功勋，接着又按顺序叙述器主家族历代祖先的各类美德，最后归结到铜器主人自身，强调其孝友、勤勉的品性，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终都以“德”作为核心。铭文的此种变化，应与当时社会对“德”的重视有关。总之，西周中晚期铭文强调与后世相似的“德”，其中既包括对君王之德、祖先之德的颂美，也有对青铜器主人自身之德的显扬，可见“立德”的价值观在此时已基本形成。
（摘编自姚苏杰《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看中国早期的生命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