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①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②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准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③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④《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
墨家学派衰落成因
赵建成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然而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迹已经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遭到漠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皆立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对墨子附以24 字的内容，简略不备而又含糊不明。在秦汉之后，墨家几乎再无传人。
盛极一时的学术流派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窥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就是一种空想。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因兼爱而非攻，反对战争；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少数贵族的奢侈生活必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故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儒家礼制的繁琐与用度之多又与此相冲突，故墨家非儒；尚同与尚贤是墨家的为政之本，是针对当时天下混乱的形势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实质也是为了贯彻其兼爱的主张。
那么，作为其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兼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呢？墨子认为，天下一切混乱皆起自不相爱。解决的办法是，使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家、国若其室、家、国，则可消灭一切祸乱之源头。但正如《汉志·诸子略》墨家类小序所云，“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种无差别、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现实，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图景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实现。
其次，一种学说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二是实践层面。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比较有影响的多是实践性的主张，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出路，这种学说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秦汉之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墨家的主张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走向衰落；而同为显学的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获得了空前发展，二者命运迥然不同。
同时，墨家的主张对人在实践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庄子对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赏，但他仍客观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肢、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还评价墨家非乐、节葬、节用诸说曰：“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墨子对于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他自己虽能做到，但无法为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实际上恰恰偏离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种学说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学说都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地注入新的内涵。除创始人外，还不断涌现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学派的理论有大的推进，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反观墨家，墨子之后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也没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论与学说。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墨家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意，就是诗的意境。诗的意境是指诗歌中所描绘的生活与情感融为一体所形成的艺术境界，情与理融合为“意”，形与神凝结为“境”，情理与形神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结出了诗意之果。诗意是文学艺术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是一种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存在。因此，诗意具有潜在性、模糊性和延伸性的特点。那么，小说的诗意又是什么？小说的意境与诗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因体裁的属性不同，因此不能等同于诗的意境。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题目意思是“论诗的技艺”。从希腊文的词源意义来说，“诗”有“创制”的含义。故“诗”的创制指一切文艺创作，可见诗意对于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具有普遍意义。朱光潜说得更直接：“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首诗看。”因此，诗意并不是诗歌所独有的，涵盖了其他文艺作品。对于小说而言，诗意是好小说的标配。
解读小说的诗意有两把钥匙，第一把钥匙是汉朝董仲舒所说的“诗无达诂”。意思是说，对《诗经》从来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之所以不能“达诂”，盖因读者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导致了审美鉴赏的差异性，于是就有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小说的诗意，要想“达诂”也非易事。鲁迅的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诗意的代表之作。叙事十分克制，简约洗练，从不铺张。顺着小说的人物走向和故事脉络前行，在五光十色、意涵丰盈的文字之外，是小说张力的刚劲、诗意的席卷，不断开启着读者的心理和生理观感，在五味杂陈之中，悲悯、怨恨、疼痛，一齐涌上心头，让人有很多话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最终变成了读书人的一声长叹。这便是诗意的震撼力。
“达诂”成为研究者的共同理想，但是要实现“达诂”却难乎其难。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也是诗意小说的范本，极为精致的文本建构和冷静叙事，使小说打上了一层现代简约主义色彩。简约主义要求把作品中多余的元素删减到不能再删的地步，留下实实在在的干货，以达到以简胜繁的艺术效果。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看不见的空白，这些空白就成了老庄哲学中的“无用之用”。它总是在触发你的思维引擎，让你不由自主地走进作品所设置的艺术深渊，去抽丝剥茧，阐发新意。所以，自《受戒》发表几十年来，话题不断。
解读小说的诗意的第二把钥匙，是海明威的“冰山原则”，与“诗无达诂”形成了跨越时空和国界的思想呼应。海明威说：“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这八分之一，是小说文本表现出的文字和形象。水下的八分之七就是情感和思想，读者尽可以结合文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探寻作品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内核，与作者的写作动因发生神交，以达到二者之间的情感契合。
一般而论，叙事密不透风，主题鲜明而单一，结局圆满，四平八稳的小说，在诗意上是略逊一筹的。叙事时一味做加法，太过细腻会产生水分，无遮蔽，不留白，所有空间都被作者自己挤占了，堵住了行文的疏朗之气，也堵住了诗意的生长点。这样的小说或许是无可挑剔的，但同时也让读者无话可说，最终趋于平庸。
（摘编自李春平《关于小说的诗意》）
网络空间是将人群聚集起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更是年轻一代学习、娱乐和交往的平台，为保证网络空间的有序，制定和遵守相应的规则是必要的。不仅如此，网络空间还需要每个人对网上的其他人给予应有的尊重。简言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行为是由网民的观念意识引导的，而文明的网络行为是在一系列文明的观念意识支配下形成的。由于青年是网民的主体，其网络行为对网络空间的文明状况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引导他们树立文明的网络行为观，无疑有助于网络行为失范的校正和网络空间的治理，有助于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网络规范必不可少，这已是共识。但需要有什么样的网络规范，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底线伦理或“负面清单”通常是共识性最强也是最起码的网络行为规范，通过明确“不能做什么”来列出的网络行为负面清单，通常也是具有法律强制性的禁区，构成最低层次的网络道德规范。
归纳学术界对网络失范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五不”来认识网络行为的底线要求，或以此作为网民尤其是青年们文明上网的负面清单：不伤害——网络行为者既不要有意作恶，也不能无意为恶，如在网上进攻击、谩骂，诋毁他人的名誉，或侵犯他人的安全、自由、隐私和利益等。不偷盗——在网络信息空间中，要像对待现实世界中的商品一样，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获取所需的信息，抵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不道德行为。不造假——每一个网民要从不进行信息造假做起，确保自己在网上发送的信息是真实的，尤其是自媒体，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耸人听闻或哗众取宠的谣言。不浪费——即不发生信息浪费的行为。向网络发送垃圾信息不但会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也会耗费网民的时间和精力，信息时代工作效率的提高本来使我们获得了认知盈余，但网上的垃圾信息、造谣与辟谣之间的拉锯战又无端消耗了我们的认知盈余。不盲从——上网时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轻信网络谣言而上当受骗，没有信谣的网民，就没有网谣的市场，网民就不会被网络污染的策划者所利用，不会不明真相地卷入人肉搜索或网络围攻。
底线意识主要是从否定性的角度确立了网络中不能做什么；而一旦在网络空间中产生了行为，无疑就是开始了“做什么”，只要有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去主导人的行为，于是就有了肯定意义上的网络行为意识。其中，做到平等待人或尊重他人可以说是形成积极网络行为的基准意识，而这种基准意识可以通过“等效意识”“反身意识”“价值意识”和“契约意识”来具体体现。
所谓“等效意识”，就是当线上的虚拟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行为时，要将其视为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失范行为具有等效的实际影响，因此需要一视同仁地对我们线上和线下的行为提出道德规范要求。所谓“反身意识”，可以说是等效意识在自我和他人关系上的延伸，即一个人的不当行为有可能损害到他人时，转换视角去设想当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受害人时会有什么样的切身之痛。有了这样的反身意识，就会自觉抵制许多不良的网络行为，就不会到网上去传播谣言。“价值意识”在网络行为中有多方面的体现：第一，它表现为对他人信息劳动的价值认同，比如尊重知识产权；第二，重视信息内容的文化意义，从而积极传播内容健康的信息；第三，意识到网络作为信息技术的价值负载，从而关注信息技术使用的道德效应。由于技术普遍是负载价值的，不当使用网络可能会产生出负价值，如对网络游戏的沉迷会耽误学业和事业。此外，网络是“内容为王”的空间，是各种思想交锋的新的疆场，青年人尤其是被争夺的对象。因此，正确的价值观对他们而言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契约意识”就是要具有信息契约精神。网络空间中，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中新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分配乃至利益冲突问题，冲击了传统的信任机制，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各自权利和义务成为重构信任机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当作为未来希望的青年一代在网上讲诚信、守契约、服从大局时，网络中新的信任机制可随之形成。
（摘编自肖峰《从底线伦理到担当精神：当代青年的网络文明意识》）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畔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救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而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自20世纪末以来，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呈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表现大众生活，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同时，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诗坛也没有缺席，他们用文言创作的格律诗词表现社会生活，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出现的新诗等中国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成为我们民族气质的体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感，拒绝空话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文化修养的成色。
(摘编自叶延滨《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 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语，“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节选（有改动）
韩愈所以成为唐代著名的教育家，与其身世、经历分不开。他本是豪门贵族后裔，其远世先祖曾位至侯、王，但到他祖、父辈时，已降至小宫吏，不属官僚大族了。加上他本人生活在国势衰落、门阀当政的中唐后期，虽自言郡望昌黎，不忘积极进取，却一生坎坷于仕途。早年19岁到25岁期间，经四次应进士试才登第。此后直到 28岁，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试都不入选。又三次上书宰相以求仕进，均被冷落。这段应试、求仕不断受挫的经历也许正是韩愈关注教育的重要原因。
按照唐代教育制度，学校多为官学。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均有统一的体制，国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数量、学生名额及学习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除中央级学校外，还有三个级别的学校，毕业生可依次升入更高级别，这就是四门学、太学和国子学。博士和助教是这三级学校教师的职衔：国子学、四门学各加置直讲、博士、助教讲授经术，韩愈就曾做过四门学博士。
韩愈25岁登进士第，29岁才入仕途，先在一些节度使门下充当幕僚，34岁才得以进京听从调选，35岁授四门学博士。在这段应试求仕的坎坷经历中，他写下了《原道》《原性》《师说》《答李翊书》等重要的散文作品，这是研究其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如在《师说》当中、韩愈就推崇“不耻相师”；在《原道》中体现出“尊孔孟斥佛老”的思想倾向。36岁时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因实奏天灾，恳请停征赋税得罪幸臣，被贬为阳山（在今广东）令。后因德宗死，顺宗即位而遇赦。39岁时，宪宗召拜国子博士，回京任职。能在唐朝最高学府国子学任博士，当然是当时教师的最高职级，但是，因韩愈总是与宦官权要相对抗，所以直到 49岁都郁郁不得志，官职屡迁屡调，或降或升，《进学解》这篇“不平则鸣”的著名散文就写在这个时期，这也是研究韩愈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
元和十四年，韩愈52岁时任刑部待郎，写下《谏佛骨表》，反对宪宗迎佛骨而触怒龙颜，幸遇装度等人营救才免去死罪，被贬为潮州刺史，赴任途中还写下了“夕贬潮州路八千”的诗句。任职虽仅短短一年，却极重视地方教育，甚至拿出自己的傣禄兴办州学，一时传为佳话，影响极好。第二年，宪宗死，穆宗即位，韩愈召拜国子祭酒，回朝担当这个相当于今之教育部长的唐代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只任期不到一年就转任兵部侍郎，三年后病卒于吏部侍郎任上。
韩愈一生中青年、中年和晚年都与唐代教育结下不解之缘，韩愈先后在教育部门任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和国子祭酒等职，既有教学实践经验，又有领导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他的实践经验既来自地方基层，又来自层次较高乃至最高层面的教育活动领域。韩愈还写了很多对教育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所以，韩愈堪称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之一，他给中国教育史留下的遗产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选自刘南平《韩愈教育思想初探》 ，有删改)
①家谱也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题的家族世系繁衍的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约3000年的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属珍贵的人文资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②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现今可以知道的最早的家谱雏形，是殷商时期留下的一片牛肩甲骨，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乃武丁时期所刻，是某一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之记录。另外，商周两代，还有刻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家谱。周代的《世本》，曾对创作《史记》有过参考作用，目前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名之先河。
③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讲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主要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直到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来，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的家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
④“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同时家谱对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续修、新修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历史上，关注儿童教育和描写儿童生活的，莫过于宋代文人。他们写了大量的儿童诗词，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时的儿童观、教育观。其中不少观念还具有先进性，值得我们研究与汲取。宋代文人推崇理学礼教，注重家风家教。王安石每次吃完饭，剩菜都不会浪费；朱熹眼前的一方池塘也能引出读书的观感。更多的宋代文人对于儿童却是养其天性、放飞童心。杨万里的《稚子弄冰》写道：“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这是一个家庭游戏，是一次音乐创作尝试。儿童在这种生活场景里的愉悦跃然纸上，由此获得的满足也溢于言表。
家庭是孩子游戏的舞台，田野是一个乐园，也是儿童学习的现场。孩子们在田野里学着劳作，但这更像是大人们给孩子的一种“特权”。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写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儿童不是在不懂装懂、碍手碍脚，而是天性使然、童趣使然。大人们也不需要手把手地教导，更不需要刻意示范。生活的常识，人生的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自然浸润。
宋代文人在放飞童心的同时，也进行家庭教育。他们有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也注重儿童成长学。渴望建功立业的苏东坡，对孩子的成长期望客观求实。他的《洗儿戏作》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确实是天赋奇才，他在教育子女上，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他对孩子的人生定位，先着眼于“无灾无难”。诗人张耒在《诚儿诗》里，要求儿子，只要品行好，即使像邻居一样卖大饼，当爹的也满足。而后来的人，面对牙牙学语的孩子，就开始写一堆家书家训家诚，没有诗意，甚至没有情意，关键是还没有太多的教育价值。还不如一个劳作场景，不如一个生活画面，不如一两句生活俗语。欧阳修家贫，母亲用荻草写字，就是后世传诵的“画荻教子”。岳飞的母亲更是言简意赅，“精忠报国”四个字，遂使其成万世楷模。
宋代文人能够充分解放儿童，有着优秀的儿童教育观和家庭教育理念。仅仅从诗词角度，也许看不到当时教育的整体状况及其影响。但宋代，特别是南宋，虽偏安江南，却是人才辈出，出了一批铁汉。辛弃疾“可怜白发生”时仍要准备报效国家；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更是字字铁血；陆游即使行将衰去，依然心存浩气；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那么心胸开阔，视死如归。宋代一批仁人志士可以被贬，可以身死，可以家破，可以国亡，但有泪不轻弹，有志要承担。这是宋代的气象，也是宋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其形成跟宋代文人的儿童教育观密不可分。
宋代诗词一方面写出了家庭温馨，另一方面表达了家国情怀。由此看出，诗词呈现出的宋代文人的儿童教育价值观和英雄主义道德观，为儿童成长发展作了铺垫。
（摘编自陆早才赵宪宇《宋代诗词中的儿童观》）
与儒家崇圣、墨家尚贤相反，道家对于圣贤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抵制，如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使民不为盗”，庄子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在于使老百姓回到纯然朴素的状态中，削弱社会的等级差别和能力差异。法家所提倡的尚法不尚贤，意在废除人为的能力评判、德行评骘，从而使法律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唯一标准，成为同一贤愚的绝对要求。道家想要社会回归于原始初朴的状态，实际上消解了社会组织的全部意义，而法家所设立的法，恰恰是为了维护在乱世之中的公共秩序，以期在圣人与贤臣之外，建立一个更具有可行性的社会秩序的维持方式。
法家所强调的人才选拔，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出于责任和能力的考量，试图建立一个有公法可依、责权分明的公共社会。在法家看来，国家设置各级各类行政官员，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履行为公的职责，分担公共社会中的事务性工作。《慎子·君臣》中提出“官不私亲”的原则，肯定了选官必出于公。《慎子·威德》中反对“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为平天下而立天子，为治国家而立国君，为管理公事而立官长。天子、国君、官长必以天下、国家、官事为本，而不能以天子、国君、官长自身的私权为本。
先秦法家以官职的大小、官阶的高低作为衡量士人社会价值的尺度。遴选出来的官员未必都是圣贤之人，但他们却是社会治理的具体执掌者，肩负起规范社会运行的责任。在君主制官僚体系下，官员的本职角色只能是协助君主治理人民，多在上向君主负责，少在下向民众负责。先秦法家吸收了道家思想，提倡君王垂拱，官员任事，《慎子·民杂》论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申子·大体》也有：“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更是用摇木、张纲及救火三事为例，肯定了官员在君民之间的过渡作用。尽管最终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君王手中，但官职是因其客观必要性而存在的，官员在执事时也是相对独立的，必须遵守一切为公的基本准则。
官员行使职权时，要废私立公，明于公私之分，做到清廉、方正、奉法，这是官员的公共责任。法家明确反对官员有私，要求“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批评“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群臣持禄养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官员一旦结交私人关系，很容易玩忽职守。不过，法家也承认官员在私人领域内有私，个人的私心并不绝对与公共责任冲突。
官员的社会责任不仅是承担应做的社会事务，还有一层涵义是在没有处理好时，官员要受到谴责和制裁。先秦法家完全不寄希望于道德说教，而是“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凡事一决于法，由君王对官员察言、任事、观行、考功，任何官员为政的任何环节，只要有所违背或者有所不妥，就必须对其有相应惩戒，绝不能枉法而任由之。这其实可以看作是官员问责机制的早期简单形态，问责的原则是法，问责的主体是君王，问责的方法是赏罚制度。
（选自《天下责任与先秦诸子学说的内在差异》，有删减）
“忠”文化自其在中华大地上萌芽至今已有三千余年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忠”相关联的忠信、忠义、忠言等词汇长期以来广为流传，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境界。“忠”文化酿造了传统文化中无私奉献、舍身成仁的高尚观念，在它的深刻影响下，中国古代出现了大批忠心为国、一心为民的仁人志士，这在当时对社会稳定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今大力捍卫国家和平统一、维持社会稳定、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建设廉洁政治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须再次重视“忠”文化的真正内涵和“忠”文化的社会价值，使“忠”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说文解字》一书中对“忠”的释义为“敬也”。段玉裁先生为《说文解字》所作注释中又将其展开，“忠，敬也。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尽心曰忠。”由此可见，忠的本义是一种发自人的内心的恭谨敬重的感情。同时回溯词源，“忠”又通“中”，取正直、不偏之意，这就使得“忠”带有了很强的原则性，而“忠”亦表示贯彻始终、坚定不移，这一层涵义又反映了“忠”具有的崇高性。因此从词源字义上看，“忠”是全心全意待人处事的态度，是人对所认定的目标和事业的坚持与执着。
春秋时期是“忠”文化发展传播的关键阶段，在忠本源意义的基础上，古代圣贤智者又为它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具体的内容。《孟子·梁惠王》中说：“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忠信一体，“忠”文化又被加入了言必行、行必果的内涵。而忠文化出现恪尽职守、为官清廉之意，则可见于详述春秋历史的经典著作《左传》中。
当“忠”文化发展到汉代，为了适应封建王朝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需要，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士颠覆了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到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平等相待的观点，通过在传统儒学中加入黄老之说使其添加神秘化色彩，强化了社会等级观念，提出臣民对君主的“忠”是确定的、绝对的、不讲任何条件的。该说法一经问世就得到了汉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并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情势下，“忠”就被局限在了单一的君臣关系之内，使“忠”文化从原有的广义上的道德准则逐渐步入了统治手段的窄巷。自两汉之后，“忠”文化以绝对的、强制的“忠君”思想在后代王朝延续，在此过程中，“愚忠”作为一种无条件忠于君王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渐渐淹没了“忠”文化原本的积极内涵。
传统“忠”文化在古代的内涵主要表现是遵从本心、言出必行、恪尽职守、为官清廉和忠于君王，在近代则转变为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和民族。时移世易，“忠”文化发展至当代，它的内涵随着民主、自由、各阶级平等的国家体制的建立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剔除已被时代抛弃的消极思想，保留下了忠文化沿袭至今的优秀内涵，如忠于民族的爱国精神、忠于人伦的忠恕精神、忠于承诺的守信准则、忠于本职的职业操守等，而这些优秀的文化内涵在当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摘编自邱实、杜广强《试论传统忠文化的当代价值》）
乡 土 本 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材料一：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他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浸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材料二：
大自然靠什么给人以美感呢？它蕴含有许多美的要素，如：对称、和谐、奇巧、虚实、变化、新鲜等等。这些要素我们在人类的精神产品中，如小说、戏剧、绘画、音乐中都可以找到，而在大自然中早就存在，并且更为丰富。这些东西再简化一点就是三样：形状、颜色、声音。形、色、声这三样基本东西经对称、和谐、奇巧等等的变化组合，就出现无穷无尽的美。美的要素在自然中最多，远远多于人为的创造，所以艺术家强调师法自然，国画大师刘海粟就曾十上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
客观的景物和人怎样沟通、交流、融合而共同创造一件艺术品呢？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交流，通过艺术家的观察，再创造。刘勰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是通过眼睛观察，内心思考，经过一番酝酿吐纳之后才加工出来的。这些要素作用于人，激活人的美感有三个步骤。一是以美形引人，二是以美情感人，三是以美理服人，由形及情及理。我们看到鲜艳的花朵、奇伟的山峰、行云流水，这些美好之物就会被吸引。不论是人还是山水，只要美，人就喜欢。有学者研究发现动物也有趋美厌丑的本能。不过与动物不同，人能将这种美感上升到感情，并形成一种定式，于是相应于景色的明暗便有心情的好坏，物象之异可转化为精神之别。小石潭的凄清，荷塘月色的宁静，范仲淹所谓物悲物喜，这就是意境。
人们不只满足于自然中的“形”向主观的“情”的转化，又进而求理。因为哲理本身的逻辑美，在自然中也能找到相似的形象。它们灵犀一点可相通。如山之沉毅，海之激荡，云之多变等，人们从美的形、色、声中不但可以悟到美好的情感，达到美好的意境，还能悟出一种哲理的美，逻辑的美。周敦颐见莲花就悟出“出淤泥而不染”的做人之理；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讲做学问的理。又像练气功常说的精、气、神，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在散文写作上就是美的三个层次：描写美、意境美、哲理美。
（选自梁衡《山水为何有美感》，有删改）
材料三：
有些理论家和艺术家力主用联想来解释审美体验，并不认为有什么纯粹的音乐、绘画、舞蹈等。白居易的《琵琶行》写琵琶女所弹的声音，就是用各种联想的意象来描写来表现的，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的理论家根据这样一些事例，认为人们喜爱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愉悦，并不是因为欣赏声音本身的和谐等，而是因为音乐能唤起视觉或听觉的意象（即联想）。然而，也另有一些理论家和艺术家认为，审美体验不但与联想无关，而且联想还会妨碍审美体验。在他们看来，自然和艺术的美都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欣赏者不能靠题材唤起的联想来获得美感。反之，只能在摒弃联想的情况下，靠对艺术形式的直观以获取美感。要是在欣赏这些艺术时产生联想，那恰好是走出了艺术境界，进入了实用境界，审美体验就丧失殆尽。他们认为，在审美体验中，只有让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一个独立的意象上面凝神于一，不左顾右盼，才能沉醉于审美的愉悦之中。而联想则使欣赏者精神不集中，从而导致意识由审美对象向非审美对象的转换，所以联想是妨碍审美体验的。
联想究竟是有助于审美体验还是妨碍审美体验呢？我以为应该从以下两点来把握它：第一，应该把审美联想和非审美联想区别开来。非审美联想相当于心理学上的自由联想，这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杂乱的、不定向的联想。英国美学家布洛称这种联想为“非融化的”联想，即这种联想所引起的实用情感与审美对象所展示的情境不相融合，从而与审美无关。譬如：当我们心中想到船时，便想到它航行的海，想到海便想到风暴等等。尽管这种联想是对一种接近事物的联想，人们是容易理解的，但它没有定向性，没有主旨，不能构成审美的情境，因而是与审美无关的非审美性联想。审美联想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控制联想，它的最大特点是联想时所展示的情境的定向性和整体性。按一定的情致、具有定向选择、沉入整体情境的联想就是审美联想。审美联想是人的心灵自由的一种表现，它给人带来美感的愉悦。布洛称审美联想为“融化的”联想，即这种联想所引起的情感与审美对象本身的情感是相融化的，不是隔离、孤立的。由此看来，笼统地说联想可以解释审美体验是不对的，只有审美联想才与审美体验相关，只有用审美联想才能解释审美体验。
第二，应该考虑到美有“依存美”和“纯粹美”的区别。“纯粹美”就是重形式的美，某些艺术品种，由于社会历史等各种原因，内容已淡化，人们直接感知到的仅是线、形、色、光、声、质等媒介及其组合方式，如图案画、花边装饰、建筑、陶瓷造型等等，就是以形式感取胜的“纯粹美”，对于这些艺术品的欣赏，只能靠艺术直觉，而不能靠审美联想。要是运用联想，就会离开特定的艺术世界，审美体验也就立刻消失了。与审美联想相契合的往往是“依存美”。所谓“依存美”就是重内容的美，像小说、戏剧、散文和古典诗歌等等，人们欣赏这类艺术品，就不能不借助审美联想，只有在审美联想中，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和形象体系，才能在欣赏者的头脑中呈现出来，而欣赏者也才能沉入艺术世界，并获得审美愉悦。审美联想是审美活动中实际存在的、不可缺少的。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模仿、大规模制造、低价为特点的国货品牌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但与进口产品相比，“制造大国”“品牌弱国”的烙印鲜明。随着我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综合国力与国民整体消费实力显著提升，制造业转型升级，对文化自信和对本土文化认同感的提高以及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国货品牌快速迭代，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市场，消费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为国货建立强势品牌提供了基础。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一定会有一批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崛起的民族品牌走向全球。
图一：你最喜欢的国货是什么
图二：你为什么选择国货
图三：你对国货品牌有什么期待
（摘编自夏杰长《国货起航正当时》等）
材料二：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向全国高校998名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9.83％受访大学生愿意支持国货，对国产品牌发展怀有期待。同时，在购买产品时有41.42％的学生会优先考虑国货。
我们把时间退回到20年前，你眼里的国货是什么样的？百雀羚应该是黄蓝包装，冬天出门前怕冻着脸扭开盖子抹一抹；马应龙是中国知名的医药老字号，主打产品是痔疮膏……
没想到20年过去了，原本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国货重新火了起来。先来细数几个知名品牌：李宁在2018年三次踏上顶级时装周秀场，显眼的汉字和黄红配色，加上浓厚的中国风设计，使李宁的旧形象被打破了；在美妆领域，完美日记、玛丽黛佳等已然收获不少年轻拥趸，被美妆博主们称为“国货之光”，百雀羚也紧跟步伐实现年轻化转变，尤其是和故宫文创等开启了跨界营销，实现了完美转型。
（摘编自马婉莹《没想到20年过去了，原本遗忘在角落里的国货重新火了起来》）
材料三：
随着情怀大潮褪去，国货的一些问题开始显现。设计“土”、品质不佳、销售“有坑”等评价逐渐出现，消费者们开始对国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天猫相关负责人指出，产品如果没有品质优势，将很难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互联网后台数据也为产品研发提供了支撑，使企业可以聚焦消费者年龄段、消费需求，让产品更加精准化。许多国产品牌针对国内用户需求，提供了更有品质和细化的产品，使它们在细分品类市场中爆发。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下，国货品牌积极应对挑战，提升产品价值，将迎来难得的高质量发展机遇。
（摘编自姚亚奇《从藏在标签里到步入聚光灯下》）
最早的青铜器铭文非常简单，有的仅由一个或数个名词组成，稍复杂的也仅是一个主谓句。商代晚期才有长篇铭文，其主要进步是能完整叙述一连串事件且有清晰的逻辑联系。比如《小子卣》（出自《殷周金文集成》）铭文有四十七字，叙述的是青铜器主人参与一项军事行动有功，因而受到上级的赏赐，于是制作了青铜器，以祭祀、告慰其亡母。显然，这类铭文的书写重心是“功勋”与“赏赐”，它代表着主人最有价值的荣誉，他希望通过青铜器铭文精确地传达给祖先或后世，因此，此类铭文的叙事往往是完整而逻辑严密的。事实上，商周铭文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因为对当时的贵族来说，用铭文记录其所建立的功勋和所受的封赏，不仅是其人生价值的展现，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由此可见，“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立功”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基础，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西周早期，出现了长达百字甚至数百字的篇章，不过大部分仍以记功、记赏为主。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铭文出现了变化，比如开始大量使用“引文”。以西周早期的《大盂鼎》为例，这篇铭文除了开篇与结尾为常见内容外，正文以四个“王若曰”或“王曰”领起，详细记录了周王对青铜器主人的训话，其中既有对商周换代的经验总结，也有对周王及青铜器主人祖先功勋的称颂，还有对青铜器主人的夸赞、期许与封赏。青铜器主人将此类言辞完整地书写于铜器之上，除了彰显其家族的荣誉外，显然也有传承历史经验的意图。又如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也如实记录了周武王初迁成周之后，对包括青铜器主人“何”在内的“宗小子”的一场训诰。此外还有一种形式特殊的铭文，其全篇都包含在引文之内，实际上可视为大段言辞的抄录。如西周早期的《沈子它簋》，全篇铭文都包含在由“它曰”领起的引文之内，且开篇即谓“拜稽首，敢敏昭告”，明确指出青铜器主人通过铭文进行“昭告”的意图。这类形式特殊的铭文产生于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晚期趋于兴盛，春秋时期仍有相当数量，至战国时才最终消亡。
西周铭文的这一变化，不由使人想到“三不朽”中的“立言”之说。孔颖达说：“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铭文无论是将上级（特别是周王）的训诰做了如实记录，还是将自己的想法书写于铜器，都是基于其言辞有“可传”的价值。而如西周早期的《作册益卣》，其铭文以“作册益作父辛尊，厥铭宜曰”开篇，自陈作铭之宜，更体现出明显的“立言”意图。
铭文至西周中晚期达到鼎盛，出现了《史墙盘》《毛公鼎》等登峰造极的名篇。此时的铭文中出现了较多对祖先美德与自身品行进行歌颂的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史墙盘》。该铭文采用双线叙事，先铺写文王以来七代周王的崇高美德和伟大功勋，接着又按顺序叙述器主家族历代祖先的各类美德，最后归结到铜器主人自身，强调其孝友、勤勉的品性，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终都以“德”作为核心。铭文的此种变化，应与当时社会对“德”的重视有关。总之，西周中晚期铭文强调与后世相似的“德”，其中既包括对君王之德、祖先之德的颂美，也有对青铜器主人自身之德的显扬，可见“立德”的价值观在此时已基本形成。
（摘编自姚苏杰《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看中国早期的生命价值观》）
《红旗》十七期上，有篇王力先生作的《逻辑和语言》文章，在末尾有一段涉及胡子历史及古人对胡子的美学观问题，和我们搞文物所有常识不尽符合。那段文章主要计三点：一、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身为男子必须留胡子。二、古乐府《陌上桑》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可见当时每一个担着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三、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所以《汉书》称汉高祖“美须髯”。
如今试从文物方面来介绍些有关材料，或许可以说明下述几事：一、古代男子并不一定必须留胡子。二、美须髯在某些时期多和英武有关，可并不一定算美男子，有较长时期且恰恰相反。挑担子的绝不是每人都留胡子。三、晋唐以来中年人或老年人，即或是名臣大官，也并不一定留胡子。这风气一直继续到晚清。
首先可从商代遗留下的一些文物加以分析。故宫有几件雕玉人头，湖南新出土一个铜鼎上有几个人头，另外传世还有几件铜刀、铜戈、铜钺上均有人的头形反映，殷商时期关于胡子情况，似乎还无什么一定必须规矩。而且胡子和个人身份地位关系还不大，因为安阳出土一个白石雕刻着花衣戴花帽的贵族，和另外一个手戴桎梏的陶制奴隶，同样下巴都是光光的。
春秋战国形象材料新出土更多了些。山西侯马发现两个人形泥范，是有一定身份的男子，还并不见留胡子的痕迹。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一个彩绘漆瑟，上面绘有些乐舞、狩猎场景和贵族人物形象，也不见有胡须模样。近二十年湖南长沙大量出土战国楚墓彩绘木俑，男性中不论文武打扮，却多数都留有一点儿胡须。但其中也有好些年纪大但并不留胡子的。关于古代由商到汉，胡子去留实大有伸缩余地，并不受法律或一定社会习惯限制。
至于汉魏之际时代风气，则有更丰富的石刻、壁画、漆画、泥塑及小铜铸像可供参考。十分具体地反映出许多劳动人民形象，极少见有留胡子的。很难说当时每个挑担子的却人人必留胡子！其实魏晋以来有很长一段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美的标准。这从《世说》记载潘安上街，妇女掷果满车，左思入市，群妪大掷石头故事及其他叙述可知。总之，这个时代实在不大利于胡子多的人！
中唐以后，宋人绘的《香山九老图》，却有好些七八十岁的名贤，下巴还光光的。此外，《洛阳耆英会图》和《西园雅集图》，都是以当时人绘当时事，还是可见有好些过四十不留胡子的，正和后来人为顾亭林、黄梨洲、蒲留仙写真差不多。
从文物研究古代的梳妆打扮、起居服用，可以帮助我们启发新知，校订古籍，得到许多有益有用的东西，值得当前有心学人给予一点应有的注意。胡子问题虽平常小事，无当大道，难称学术，但是学术的专家通人，行文偶尔涉及它的历史时，若不作点切实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个比较全面具体的认识。如只从想当然出发，引申时就难于中肯，而且易致错误。
（摘编自1961年《光明日报》沈从文《从文物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一些工艺水平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瓷器、丝绸、家具等精美制品和许多庞大壮观的工程建造，都离不开劳动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映的就是古代工匠在切割、打磨、雕刻玉器等时精路求精、反复琢度的工作态度。可以说，我国古代非常注重工匠精神，形成了“尚巧工”的社会氛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弘扬工匠精神。无论是“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高铁、大飞机等的设计与制造，都离不开工匠精神，都展现出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关键在于提高创新能力，而工匠精神是助推创新的重要动力。工匠精神不是因循守旧、拘泥一格的“匠气”，而是在坚守中追求突破、实现创新。把工匠精神融入生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敬畏职业、追求完美，才有可能实现突破创新，我们要通过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劳动者敬畏职业、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形象。品牌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国家形象的亮丽名片。近年来，我国品牌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品牌还不多。这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提升品牌形象，要求把工匠精神融入设计、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做到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实现产品从“重量”到“重质”的提升。通过弘扬工匠精神，让每个劳动者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进而培育众多大国工匠，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建设品牌强国。
弘扬工匠精神，需要培养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构建相应体制机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共同推动。社会对各种人才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劳动者努力进取的方向。我国虽然有“尚巧工”的传统，但技能人才在传统社会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当前，社会上依然存在轻视职业教育、不重视技能人才的现象。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住绩作出重要指示“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倡导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为弘扬工匠精神营造良好社会就国。弘扬工匠精神，还要形成相应体制机制。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注意提高劳模和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为劳模和技能人才发挥作用搭建宽广舞台，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保障、发展上有空间、社会上有地位。
（摘选自《人民日报》2020年4月20日09版，有删改）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中国姓氏的出现，是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华夏先民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中国最古老的姓大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姒、妫、姞、妘等。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氏就出现了。
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在国家的体制下，某些官职也成了氏。那个时候，只有 贵族才有姓氏，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氏的，氏族名号的使用范围从王族一直涵盖到普通平民，但没有涉及到与奴隶相近的阶层。女子称“姓”是用来“别婚姻”，男子称“氏”则用来“明贵贱”。
从西周到春秋，姓氏制度既是一种血缘性家族制度又是一种政治制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成了一种礼规。同时，赐姓制度的施行，赐姓命氏使得姓氏重新受人重视。在宗法社会等级制中，“嫡长称伯，庶长称孟”。这时期命氏的方法主要有：以国为氏，以采邑为氏，以祖辈或父名为氏，以官职为氏等形式。
姓氏合一和姓氏全民化是春秋晚期以后的事。姓氏合一主要表现为，姓氏概念混用，战国时代的女子名称中古姓基本不见了，个别古姓已在男子名称中出现。春秋晚期，诸侯兼并，强宗倾轧，血缘亲情的意识早已被人们淡漠，古姓氏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战国时期，原来以土地为依托的作为宗族的氏蜕化成一种与政治和等级脱钩的虚化的血缘标识符号，不再是别贵贱的象征，“氏”的概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别婚姻”的母系社会古姓和“明贵贱”的父系社会的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终于合二为一了。
到了汉代，中国姓氏制度基本趋于稳定和普及，每个家族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此后各个时代，中国姓氏在数量上增减损益。姓之所以会改变，其原因也各异。因避祸或避仇改姓，如司马迁的孩子后来不姓司马了，起码有两个孩子改了姓，因为爹犯事了，一个改成了冯，马字加两点就变成冯了，还有一个改姓同了，司加一竖就是同了。因帝王赐姓而改姓，比如刘邦建立汉朝赐项伯姓刘，所以现在姓刘的人，不一定祖先都姓刘。兄弟民族改汉姓。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拓跋鲜卑族很多人改了姓，如拓跋氏改成元氏等。汉族人改兄弟民族姓。元朝的时候， 因为地位太低，汉人、南人就改为蒙古族和色目人的姓。还有部分兄弟民族的姓氏，不像我们汉族那么严格，它有时候会变化。因避讳而改姓，例如因为要避讳孔丘，统治者就下令不能用丘，所以今天中国有邱姓而无丘姓。因入贅、过继、收养改姓。
……
在中国姓氏文化中每一种姓都包含其独特、丰富的文化内涵。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成书于九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集画史、画论、画家小传于一体，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历代公私书目皆有著录，包括《崇文总目》《新唐书》《宋史》等。《历代名画记》对后代画史撰述影响甚大，包括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南宋邓椿《画继》、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等都以续写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为荣。
张彦远收集整理晚唐之前画论史传，别出机杆，分章别类，考察绘画相关诸多问题，为中国绘画史写作立下规范。《历代名画记》共有十卷，前三卷为品学专论文章。后七卷皆为画家小传，记载许多画家的生平及其评价。张彦远的画学成就及原因可以作如下的概括∶"（张彦远）高祖以下入则为相，出则历典名郡，搜藏历代书画极富，因战乱丧失殆尽。至彦远时，虽所余无几，但因其精于鉴赏，烂热历代文献典故，故能成此规模空前、亦史亦论的画学专著。”正因为张彦远的家学渊源和个人学养，促成了这部史论俱佳的画学专著。
到目前为止，《历代名画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整理校注和绘画思想研究上，大都未涉及其中蕴含的文学价值。《历代名画记》的文学价值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历代名西记》卷四至十画家小传中，许多画家兼及诗人的身份。尽管唐之前画家小传多采自前人所著画传史书，但唐代画家小传多出张彦远自己之手，对唐代具备绘画才能的诗人生平考订多有神益，有些文本和逸事甚至仅存于《历代名画记》中。且由于张彦远出自"三相张家"，门第崇高，见闻既广，又熟诗文，众多文学史料赖其保存。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禹家小传有助于唐代诗人生平的考订，载录的诗文有助于文学史料的保存，更可以通过画家小传的记载考察唐代绘画、文人和唐代社会的互动关系。班级
第二，《历代名画记》中的《论画六法》和《论顾陆张吴用笔》多有论及张彦远的绘画思想。张彦远在谢赫“六法”的基础上，对“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并重，提炼出自身重“骨气”的绘画理论。这既是对六朝画论的总结，又与唐代文论中重视骨气的风气相通，二者体现着共同的审美品格。张彦远又提出“意存笔先”和“画尽意在”这两个命题，注重绘画的“意”的阐述，这不仅与中晚唐的意境理论相关，还影响了宋代以后写意画的传统。因此，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绘画理论在画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还与唐代当时的文学理论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十分值得挖掘。
第三，《历代名画记》的《论画山水树石》专章记录了山水画的发展情况，在画家小传中载录了众多山水画家的史料，呈现出山水画形成和发展初期的详尽资料。山水诗与山水画同时产生于晋宋之际，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会通之处，又有着显著的差异，故通过《历代名画记》可以考察山水诗画的关系。《历代名画记》收录的唐代山水画家的史料更是有助于重新考察苏轼提出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个概念。毕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针对王维山水诗和山水画二者关系而来，欲考察这个概念亦必须回到唐代的山水诗画这个环境中。《历代名画记》保存的山水画的史料为重新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提供了坚实的论证材料。
（摘编自蒋金珅《<历代名画记>文学研究》）
给孩子一个适合的诗词读本
钟锦
①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选编了一本《给孩子的古诗词》，这本书出版后反响极好，出版社很快又推出一个“讲诵版”，并且附有二维码，扫描后可以听到先生自己的吟诵和讲解。这些讲诵有人在微信圈里转，我顺手点开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一首，一听之下即为叫绝。急忙买回，用了两天时间通读一遍，引起了我对“给孩子”的思考。
②“孩子”的年龄段最好先确定一下。宽泛些说，十八岁以下都算孩子，能够读诗总得到六七岁吧。六七岁前的孩子，其实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认识一个朋友，据说四岁就能背诵《长恨歌》，但现在记忆的诗词并不多，理解尤其不深入。而从六七岁到十八岁，起码有两个阶段，就以小学毕业的十二岁为界，前后的领悟能力实在是截然不同的。假如“给孩子”是给六七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这个选择尤其应该慎重。
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记忆力虽佳，领悟力却未成熟。除了罕见的天才，很少有可能真正领会那些精妙深微的诗词作品。叶先生自己就曾写下她读诗时的真实感受：“我想人的心灵大概也和肉体一样，是可以因摩擦日久而生胝起茧的。第一次摩擦接触的感觉，该是最鲜明生动而富有刺激性的，但是可惜我第一次读这些作品时，竞幼稚得没有感受的能力。等到我有了感受的能力，我的心灵对这些作品却已因摩擦日久而生茧了。”如果家长并不只是想让孩子知道一些诗词，而是希望孩子能够从诗词中有所得，必须选择好给孩子的读物。
④选择不能只看名气。要说名气，《唐诗三百首》自然远远大过叶先生的选本。但那实在不是一个给孩子的好选本。《唐诗三百首》基本是从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中选出的，沈氏眼界极高，尽管编者孙洙尽了最大的努力选择众口流传的名篇，但对孩子来说，很多还是显得过于沉重了。那些寓意深刻的作品，不仅不能使他们理解，甚至会直接扼杀他们对诗词的兴趣。给孩子的诗词，应该考虑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领悟力，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然而，自《唐诗三百首》流行以来，如此朴素的道理似乎都被大家遗忘了。大家首先考虑的反倒是，孩子应该知道什么样的名篇。
⑤我想，先生的这个选本在出版后反响极好，也许不经意间唤醒了家长对这个朴素道理的注意。她在《给孩子的古诗词》的序言里明确指出：“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要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从具体选目来看，不少算不上名篇的东西都入选了。比如杨万里，选的和李白、杜甫一样多，都是17首。先生特别说明：“像这样的诗没有什么深意可讲，就是将眼前的景物写得生动活泼，适合小孩子读，所以本书选了很多首杨万里的诗。”过于精妙深微的不便选择，是否就该刻意选些通俗，甚至庸俗的？所以给孩子选择诗词真的不容易。倘使孩子从小习惯了低俗的审美情趣，也许又使得他们终生不悟高致。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本有其高远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免低俗，而要取代之前的《千家诗》。可惜矫枉过正，陷入失误的另外一端。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出于她天赋良好的鉴赏力，其选择丝毫不曾低俗。
⑥这个选本也许是当前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了，然而，我觉得仍可以再改进。先生的高龄使她疏忽了选本的真正定位：究竟是给孩子一个进入中国诗词的读本，还是给孩子一个了解中国诗词的读本。前者必须小心翼翼，防止任何可能损害孩子兴趣和能力的因素，以使他们逐渐将诗词内化进自己的生命。后者却只需要将基本适合孩子接受力的名篇，逐次向他们推送。叶先生无疑想提供前者，却向后者让了步。因此，理想中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仍需痛下狠手，对更多的名篇进一步删汰。当然，我们不该再苛求一位已经为诗词教育奉献了一生的高龄学者，更该做的，是沿着她指出的道路继续前行。
（节选自2017年2月7日《文汇报·笔会》）
《小池》（杨万里）
泉眼无声借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在我国，端午节已走过两千多年的岁月，可谓历史悠久，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社会环境中，如何深入发掘端午文化，坚持守护端午传统，却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崭新而又重要的文化命题。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影响最为广泛的说法是发轫于纪念春秋时期忧国忧民、投江而死的爱国诗人屈原一汉儒刘安称他“志洁行廉”，宋儒朱熹赞誉他“仁至义尽”千百年来，古人每年在五月初五这天纪念和感恩屈原，周而复始、从未间断，形成一系列民俗习惯，如包粽子、戴香包、赛龙舟等。这些民俗习惯皆能人人参与、实践和感悟，因而有助于屈原精神和端午文化演变成每个个体小生命的重要节点，凝聚成中华民族大生命的重要传统。
然而，时与世易，俗与世变。当今中国加速由传统农耕社会迈入现代工商社会，许多基于农耕生活形成的端午习俗日渐淡化甚至彻底消失。比如，在城镇里，人们或许还会吃粽于、戴香包，但很少有人再亲手包粽子、做香包，就连赛龙舟、祭屈原等最重要的纪念活动，也开始变得注重表演性甚至商业化。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发生碰撞，中国传统节日面临外来节日文化竞争，端午节也不例外。比如，明天是端午节，后天则是由西方传来的“父亲节”。许多赶时髦、爱热闹的年轻人，似乎更喜欢过带有异地域情调的“父亲节”，而不是最具本土风情的端午节。在“古今断裂”和“中西竞争”多维文化生态格局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把端午节作为一个旅游、休闲、娱乐以及购物的日子来过，甚至有人戏称端午“小长假”是屈原投江留给今人的“福利”——因为在四大法定传统节日之中，唯有端午节为纪念古代人物而设。进而言之，今天的人们虽仍在过端午节，但却越来越远离甚至是遗忘了端午节的真正精神及其文化传统。
当然，我们也不必为端午节的尴尬境遇而过度焦虑，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所说：“重建过去生活方式虽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但传统依然是人们依恋的对象之一，也是生活和思索的出发点之一。”有些端午传统习俗流失固然可惜，需要抢救，但更需要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创新过节方式，让端午节所承载的爱国精神与高尚情操，能更加现代化、人性化地与成们的生命发生紧密的联系，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就此而言，端午节仍然路上，而我们需要重新学过端午节。
(摘选自2018年5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我们要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①叙述视角即叙述者观察和叙述故事的角度，传统上小说的叙述视角主要有：第一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全知视角、有限视角等。这种分类出发点比较简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混淆了“谁说”和“谁看”，导致了研究的混乱。
②20世纪以来，不同的叙述视角分类进入小说研究领域，其中热奈特的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分类被广泛接受。零聚焦即通常所谓的“全知视角”，叙述者如上帝一般全知全能，不仅知道作品中人物的公开言行，而且对人物的内心深处的私密想法、秘而不宣的情绪和不可示人的动机全都了如指掌。对于《巴黎圣母院》而言，零聚焦的叙述视角可以充分体现叙述者主体意识，对于描述宏伟的社会画卷和一个庞大的故事结构而言，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全知全能的叙述手法在小说中占据了主体地位。
③一般而言，叙述者在文本中有很多功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叙述者的干预功能。对于作品中的人物而言，零聚焦叙述角度下的叙述者居高临下并全知全能，干预功能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的一个干预功能就是召唤受述者，即小说的读者，以期引起受述者的注意。例如：“若承蒙看官同意，我们不妨就竭力开动脑筋，想象看官跟我们一道，夹杂在穿着短上衣、半截衫、短袄的嘈杂人群中间，跨进大厅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文中的“看官”即读者，叙述者直接将受述者引入叙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并产生参与其中之感。
④除此之外，叙述者还可以采用评论性的干预。评论干预主要用来对文章的叙述进行补充说明，或是表达叙述者本人对被叙述的事件和人物的态度和观点。例如：“但是，对于可怜的红衣主教来说，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与这般没有教养的人为伴，看来这杯苦酒非饮到底不可了。”这种干预的主要功能就是补充情节，引导受述者的注意力，这不但有助于文章结构的紧凑和完整，也可以使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被作者“牵着鼻子”走。
⑤内聚焦经常被称为内视角，叙述者的视角和作品中某一人物的视角相重合，一般为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者和作品中的某个人物知道的同样多。对于作品中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作品中的人物未发现之前，叙述者不能向受述者提供任何信息。例如：“这个男人……他穿着教士的服装。当他从人群中跳出来的时候，一直没有注意他的甘果瓦立刻就认出了他。‘真的，’甘果瓦惊呼道，‘这是我那艾尔美斯式的老师堂·克洛德·孚罗洛副主教呀！’”这段话的叙述者还是作者，但是他的视角却和作品中的人物甘果瓦的视角完全一致，受述者从叙述者接收到的信息完全和甘果瓦得到的信息一致。内聚焦叙述角度利用作品中的人物来叙述，自然就会令读者感到亲切和真实。尤其是一些人物内心隐秘的东西，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来袒露比通过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更真实、更可信。
⑥总之，《巴黎圣母院》中的各种叙述视角的使用及其完美融合，不仅帮助雨果顺利地完成小说的情节推进和人物塑造，同时文本叙述视角本身就是一大创新，值得我们关注并继续研究。
(摘编自田华《多种叙述视角的完美融合——〈巴黎圣母院〉中的叙述视角及其功能浅析》)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在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总目标，即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劳动习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握育人导向、遵循教育规律、体现时代特征、强化综合实施、坚持因地制宜，在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多措并举。
劳动教育是充分发挥劳动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其首要任务就是让学生认识到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是一切成就的基础。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都需要充足的物质基础，而劳动教育就是创造物质生活的巨大“物质力量”。为此，劳动教育应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和条件、创新内容和形式，通过丰富多样的劳动实践，让学生知劳动、会劳动。另一方面，劳动教育引领创造充盈的精神财富。通过开展劳动教育，发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使青年一代领会“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内涵与意义。继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弘扬开拓创新、砥砺奋进的时代精神，坚定实干兴邦的决心意志。
开展劳动教育，要找准着力点，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建设和机制创新，使其落地生根。小学阶段应注重培养劳动意识，使学生懂得人人都要劳动，感知劳动乐趣，爱惜劳动成果，体会劳动光荣，初步养成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态度。中学阶段注重围绕丰富职业体验，开展服务性劳动和生产劳动，理解劳动创造价值，接受锻炼，磨炼意志，使之具有劳动自立意识和主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情怀，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大学阶段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注重围绕创新创业，结合学科专业开展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积累职业经验，培育创造性劳动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合法劳动意识。提高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具体回应了劳动教育教什么、怎么教、如何评等问题，并明确了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4个途径。其一，独立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在中小学校、职业院校、高等教育院校分别独立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提高相应阶段劳动教育课程的课时，深入强化大中小学学生的实践体验。其二，在学科专业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中小学校在学科中纳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优秀传统劳动文化的内容；职业院校将劳动教育全面融入公共基础课程；高等教育院校将劳动教育有机纳入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其三，在课外校外活动中安排劳动实践。将劳动教育与学生的个人生活、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丰富劳动体验，提高劳动能力，深化对劳动价值的理解。其四，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强化劳动文化。通过开展劳动主题教育活动，将劳动习惯、劳动品质的养成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通过宣传劳动榜样人物事迹，让师生近距离直观感受并领悟劳动精神，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摘编自唐卓《以劳动教育锻造时代新人》）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光的检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祈“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光的检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选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①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当然，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的确有些人这样想过。返璞回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这种想法也并不限于老子。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已密切相关到成为一体时，美国还有大多数人信奉着古典经济学里的自由竞争的理想，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冥冥之中，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会为人们理出一个合于道德的经济秩序来的。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②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
③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乡土社会安土重迁，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前辈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④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⑤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有个大家都接受都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已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