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比较是形成《乡土中国》中通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在比较研究中，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的类型，那就是依不同结构的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成的格式。”费孝通先生在此所说的“格式”除了含有他在云南调查中赋予的类型含义外，还包括他在对美国人性格展开研究时所提出的“模子”的概念，即一个文化一致的“团体”，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很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格式”。这些“格式”在空间上平行分布，云南三村就是这样的状况。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乡土中国》中对这些“格式”分别进行了数量比较和性质比较。从其范围上说，这些比较又表现为文化内部的不同类型比较和不同“模子”之间的跨文化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既可以发现不同对象的相同点，也可以找到它们的差异点。
《乡土中国》中“通论”的得出主要是基于定性的比较方法，即在相同点的比较中，先找出乡土文化的一般性，又在跨文化比较中对乡土文化做出规定。较典型的例子是他对家庭的分析。在瑶山调查中，他和王同惠女士就发现，“花篮瑶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庭”，家是传统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入预算，他们通过劳动过着共同的生活”。在《乡土中国》中，他由此推演出：“我们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这社群普通被称为‘大家庭’”。但他认为，“大家庭”这一概念并不妥当，而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为“小家族”。之所以称之为小家族而非家庭，与他的跨时空的文化比较有关。
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中国这一“模子”的分析是从两方面展开的：首先，对于对象的共同特点给予规定。这需要从实地研究入手，在类型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它们的共同性。之前，在《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费先生认为米德从个人性格的养成过程去分析美国社会的文化，是对美国人类学的贡献。但同时，他也质疑米德忽视了美国文化的多元性，“美国’不是一个文化一致的团体。很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模子，塑刻着不同的性格”。因而，在自己的研究中，他希望能够避免这一缺憾。其次，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规定乡土社会的一般特征。费孝通先生使用这一方法的特点在于：他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文化的一般认识，又在跨文化中加以规定，以此来界定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
费孝通先生用比较法获得通论的逻辑机理是：在极不相同的对象中探求相同点，概括和抽象出更普遍的定律或在相同的对象中探求相异点。分析出研究对象更深层的规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一步分析这一机理可以发现，“通论”的产生可以还原为这样一个过程：比较可以被当作一个“收括”和“舍弃”的认知过程，“收括”就是在对各类研究对象的比较中，把它们共同的方面聚合起来；“舍弃”则是把各类型中个别的、偶然性的因素暂时排除掉，当然，也可以把各类型中的普遍特点排除掉。通过“收括”和“舍弃”，研究对象既在自己的内部得到一般的规定，又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特殊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乡土中国》中的一些基本结论。
（摘编自丁元竹《（乡土中国）的时空认知方式））
材料二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其实当西洋的外交家在国际会议里为了自己国家争利益，不惜牺牲世界和平和别国合法利益时，也是这样的。所不同的，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这是现代国家观念，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的。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限。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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