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代中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代称，王（皇）权至高无上。国王或皇帝握有最高立法权，法自君出。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以废除或修改现行的法律。国王或皇帝也握有最高司法权，是全国最大的审判官，狱由君断。中央司法机关听命于专制王权，不能独立审判。另外，行政和司法不分，由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并须对国王或皇帝负责。
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民事法律关系不发达，没有产生独立的成文的民法典。历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典为主体，兼有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成文法结构形式。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南和司法审判的依据。所谓“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以礼率法”等等，使中国古代法制和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这些都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法、阿拉伯法系以《古兰经》为主要法典的传统迥然不同。
材料二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李悝的《法经》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为封建成文法的始祖。秦律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篇章、内容都有增减。汉律仍以《法经》为基础，吸取秦律成果编纂而成。唐律直接承继隋朝《开皇律》，它上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下垂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以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名扬海外，影响扩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
——以上材料摘引自李用兵著《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